二  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的本质

地缘政治、军备竞赛和国家安全等现实主义议题仍然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国际关系史来看，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急剧提升了战争成本，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规模有限、程度可控。虽然军备与战争依然是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可能形式，但是在大国“不敢打、也不能打”的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与军备竞争的效用逐渐因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而降低。如今在一个由先进技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大国竞争已经不仅是军备和GDP数值的较量，还是持续创新与快速应用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竞争本质的变化导致安全的内涵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如何防止战争逐渐转向如何确保产业安全。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大国竞争的关键也转向了产业政策领域。

（一）全球化重塑全球产业结构

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最基础的是能源和矿产，底端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端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端则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非常重要：低端产业解决就业，中端产业确保发展，高端产业引领科技。全产业链是国家产业安全的唯一结构。产业发展单一或者国内市场不足对于一国的产业发展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被其他国家超越或者产业发展失败，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

如果缺乏高端产业，一国就会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成为高端产业国家的制造工厂和商品倾销地；如果缺乏低端和中端产业的支撑，则是泥足巨人，高端技术发展后劲不足。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完整产业链始终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从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产业链与市场的结合、市场竞争的需求能够促进更新技术的研发和快速应用，市场应用会产生丰厚利润，为技术的再创新提供充足资金，这就是动态的技术研发—市场应用循环；从政府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全产业链不但确保了就业，还能为政府提供充足的社保资金和财政收入，而政府赤字越小，就越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和国防预算，才能够让经济发展的红利转化为军事实力，改善国家安全。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经济学家主张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们对“绿色经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提倡发展不以资源消耗来创财富的服务型经济，并推动经济的“去增长”。  简而言之，就是发达国家应该弱化制造业，强化服务业。在这种经济主张和“账面繁荣”的双重推动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加速向新兴经济体的流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和对高端产业链的控制，在国际分工和美元霸权的共同作用下，出现账面上贸易逆差、事实上利润顺差的现象。资本在全球双向流动的结果是制造业占发达国家产值的比重越来越低，而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

在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

全球化时代最主要特征是从国内分工走向全球分工，资本实现了全球双向流动：金融资本流向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而制造业资本则流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从统计数据上看，国家间的巨额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产业内（intra-industry trade）和企业内(intra-firm trade)的资本和贸易流动才是全球化的主体，也就是说全球资本和贸易流动主要是在同一行业内或者同一跨国企业内部实现的。例如中国的海关出口数据虽然总量惊人，但是并不反映中国本土企业的资本增长、利润率和对外贸易额。

在1990年，美国大约83%的贸易是在本国产业内流动，超过40%的进口和30%的出口都发生在美国企业内部。在自由贸易体系里，企业内贸易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型多边利润来源，减少了一些部门的成本，结果是增加了净收益。  例如，美国苹果公司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在中国大陆生产，因此中美海关统计的苹果公司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不能代表中国的利润额度。苹果公司获得了利润的大部分，而中国公司仅仅赚取了加工费、部分原材料和元器件的利润。2009年，按照全部制造业成本计算，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公司收取的组装供需费用在全部成本中的比例还不足4%。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价值增值给美国带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7500万美元。而在这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存在价值转移，其中3/4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及美国。

资本盈利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但是制造业却流向海外。冷战后的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美国的制造业外流并非是新兴大国“偷走”了美国的产业工作机会，而是产业从国内分工走向国际分工后，美国制造业资本追求更高利润的结果。制造业资本的全球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产业的转移和技术的传播逐渐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制造业资本需要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廉价的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运输网络、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拥有这五大要素的国家成为资本逐利、制造业外包的首选目标。在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符合上述产业资本外包标准的国家，因此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对于守成大国来说，重塑后的全球产业结构导致三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第一，新兴大国并不满足于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而是不断努力进取和攀升，逐步瞄准守成大国垄断的高端产业；第二，守成大国的既有利益集团为了维持高额垄断利润，反而成为阻碍新技术应用的保守势力；第三，守成大国国内制造业的空洞化和资本的超高利润率引发了大规模失业、技术工人梯队的断档、低端制造业衰败和极端的贫富分化，由此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党派纷争激化，进而引发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回归，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全球化中的国际产业再分工是一个动态过程，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和市场规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技术增长极限、新兴大国在产业链中的攀升和守成大国既得利益集团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成为严重威胁守成大国产业安全的三大要素。市场竞争理论已经不能够有效指导全球产业再分工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新兴大国的产业政策让守成大国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从而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形成结构性矛盾。

（二）产业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

冷战后的全球化不但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而且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迅速改变了大国间的产业关系。当新一轮的产业和科技竞争将使得大国重新洗牌：谁能够制定出适合本国现状和未来的产业政策，并且能够通过国家或者市场力量快速和有效实施这种政策，谁就能够保持赶超速度或者强化科技领先地位。2010年德国推出《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俗称工业4.0），这是当代高端产业政策的标志性文件。在德国产业政策的启迪下，加拿大、日本、欧盟纷纷推出自身的产业政策规划。中国于2015年制订了《中国制造2025》；2019年初，德国再次制订《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9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以《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为核心的一系列总统行政令，并准备在2019年年内颁布产业规划细则。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由德国工业产业联合会制订，但是九年后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则是由德国联邦政府经济和能源部以国家战略名义发布的政府报告。这一变化说明，产业政策已经由行业政策转变为国家战略，足以说明其是大国竞争的聚焦点。

新兴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守成大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则是确保尖端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无论是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有效组织的技术生产和应用。其中有两个层次：一是技术生产和应用，一是有效的组织体系。换句话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超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团队协作阶段。当科技发展到已经不再是几家企业、几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负担的时代，就更加需要一套高效率的组织体系来加以支撑。技术的创新主体依然是企业，产业政策本身并不能指导技术创新，它的重要作用是为产业组织体系提供技术生产和应用的外部保障。

新兴大国产业发展的障碍在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积累，而守成大国产业发展的障碍在于尖端技术瓶颈和利益集团的保守性。根据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提出的科技发展“S曲线”理论，技术研发的时间、资金投入与产出回报不是线性关系。技术进步是一条包含“孕育、爆发和逐渐成熟”三个连续阶段的S形曲线 。在研发初期，当资金投入到研发某种新产品和新流程时，进展会非常缓慢。当攻克了关键知识点后，新技术就会立刻脱颖而出。在技术成熟阶段，当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这类产品或流程时，技术进步又会越来越困难，并且成本极为高昂。在一定阶段中，技术发展是有极限的。当技术达到极限点，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资源，也无法取得显著进步，而且成本急剧上升。  例如在当前的半导体产业，摩尔定律已经到达极限且逐渐失效。

福斯特认为，只有寻找一条新的技术曲线，才能突破技术极限。新S曲线不是以老S曲线的知识为基础，而是基于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知识。在两条S曲线之间，则是一个技术断层。对于老S曲线的技术拥有者来说，技术断层是非常残酷的， 他们会陷入技术断层的困境之中：如果不突破，就等于停步不前，竞争对手会沿着技术发展路径快速模仿和追赶，这就是福斯特强调的进攻者优势（the attacker’s advantage）。老S曲线的技术拥有者会变成防守者，眼睁睁的看着进攻者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蚕食其优势。然而如果试图跨越技术断层而投入巨额资金和资源，对防守者来说风险极大，因为迈入新的S技术曲线极为困难和昂贵。跨越技术断层一旦失败，防守者不但会丧失技术和市场优势，其高昂成本甚至还会拖垮防守者，使其技术引领者的地位崩塌。

例如，加拿大北电网络公司（Nortel Networks）曾经是一家技术强大的网络设备公司。因为有北电网络，加拿大才能够成为国际无线通讯技术的创新大国。北电公司一度是中国异步传输模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骨干网络排名第一的供货商，也是引领第三代无线通讯技术（3G）标准的厂商之一。但是北电公司在超大容量的光纤技术研发上因过于超前而失败，同时它在3G发展上也因为致命性的技术选择失误而陷入困境。随后，北电公司在4G技术上的最后一搏再次失败，这成为压垮这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技术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北电公司被迫于2009年申请破产。北电公司的破产对加拿大影响巨大。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加拿大的财富来源被迫回归到传统的农业、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和部分中端制造业，被迫退出国际无线通讯技术的竞争舞台。

（三）产业政策竞争：自由市场机制和国家动员机制

完善的产业政策不只是追求保持或发展某一领域的高端产业，而是最大限度地确保劳动就业、经济发展和科技引领的多层次全面发展。完善的产业政策的宏观目标是保证产业链安全和竞争优势，并且在产业转换和升级的时候妥善应对淘汰落后产业和产业周期衰退产生的社会冲击。产业政策的扶植对象是能源与矿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全产业链。实现手段则是建立和塑造有利于全产业链尤其是高端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 。

自由市场和国家动员是两种不同的产业政策机制。支持自由市场机制的理论认为，企业想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并且保持竞争优势，必须不断提供技术更新、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应用新技术的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就能获取更多利润、自由市场会激励企业将利润投入新一轮的技术研发中。因此自由竞争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快速应用，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政府的职能只是“守夜人”。

自由市场理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信息时代，技术的研发需要超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团队协作，技术的应用依赖复杂的新型基础设施。企业本身已经无力单独承担跨越技术断层的高额资金成本，也无法抵御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缺乏国家产业政策和政府财政的支持，单靠企业资金和各类市场融资，企业跨越技术断层的风险极大。这会导致技术防守企业无力或者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寻求新的S形技术曲线。在追赶者尚未打破其技术优势的间隙，技术防守者的经营重点往往会从研发转向市场营销，牢固地守住现有技术和专利以获取市场利润。例如高通公司的法务部门就比研发部门更加强势，被称为“律师比工程师多的科技公司”。

产业集中度（industry concentration ratio）也是衡量产业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产业集中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结果，产业集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自然垄断，而行业的寡头垄断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客观趋势。成本是守成大国的行业寡头、利益集团与金融资本判断应用新科技的时机、速度和顺序的主要因素。新兴产业对新型基础设施的依赖越来越强，但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体系中，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基础设施网络，新产业自身无力承担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由于高额社会福利和军费预算导致的严重赤字，同时受制于政府职能的有限性，采用自由市场体制的美国无法直接投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因而其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轮大潮中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然而全球化的速度、技术革新的频率越来越快。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历经了上百年的时间。然而如今，在美国全国性4G网络还未完全覆盖的情况下，新兴大国就已经着手推动建设大规模5G网络。可以说，在全球4G网络还未完全建成时，5G的应用就已经势不可挡。

G应用已势不可挡（图/IC photo）

更关键的是，在自由市场理念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很难直接承担与5G网络配套的基础设建设。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佩(Ajit Pai) 坚持认为：“必须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推动创新和投资，坚决反对联邦政府投资和运营5G网络。”  然而市场需求不等人，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迅速的技术更新使得商业和技术的融合越来越快，让以“守夜人”自居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无法妥善应对。

在新形势下，自由市场机制愈发不能适应科技发展，国家动员体制也因此脱颖而出。后者的优点在于能够制订出较为稳定的中长期产业政策，并且按照这一路线图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中投入资金和人员。国家动员机制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支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追赶的成本和跨越技术断层的风险。国家动员机制和自由市场机制并不矛盾。自由市场和国家动员是一种理论上的二分法，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大国是简单的非此即彼。例如，美国政府依然是全世界对企业研发投资总额最高的国家，因此美国也被称为“企业型国家（entrepreneurial state）”。

国家动员机制包括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订和实施产业政策，这是国家协调阶段，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特征；第二阶段则是依据产业政策，投资研发市场所需的技术、建设匹配的基础设施和完善市场监管，然后由企业提供市场所需的各类终端产品，并依据自由市场原则，在竞争性市场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最终让企业获得更多利润，让政府获得更多税收。政府和企业在拥有充足的资金后，能够再次投入到更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之中，从而形成科技研发—市场应用的良性循环。

国家动员机制是高度协同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地协调和配置全国资源。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资源调配机制。市场竞争和国家动员都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科技追赶和突破，然而后者在承担跨越技术断层风险、打破既有利益集团阻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只有被应用的科技才是技术，否则就只是实验室研究。市场应用决定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来源，国家动员机制能够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匹配，加速技术研发—市场应用的 高效循环，进而保障国家全产业链的安全和发展。在自由市场机制中，政府决策被资本控制；而在国家动员机制中，资本被政府动员和利用。在新技术快速应用于市场的时代，国家动员机制能够在协调资本和产业利益集团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动员机制与信息化时代的治理和商业管理逻辑高度契合。

产业政策有利于新兴国家的科技追赶和市场应用，同时新兴国家还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新建基础设施的优势。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全产业链（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不断攀升，这给守成大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进而导致全面的产业发展竞争。这种挑战并非是新兴大国有意为之，而是守成大国自身无法在产业政策上提供保障的结果。

目前，由于科技创新已经到达现有基础理论和工业水平的瓶颈，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到达额阶段性的增长极限。虽然守成大国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科技优势地位，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缺乏颠覆性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革命，那么随着新兴大国在产业链中的攀升和技术进步的努力，其会逐渐缩小与守成大国的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差距。产业政策、核心技术和市场规模共同决定了大国在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地位。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已经转向产业政策之间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