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雷少华】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不但对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传统伙伴加征惩罚性关税，更是对中国发动了迄今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贸易冲突。尽管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表示愿意合作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问题，并在多轮双边谈判中做出让步，提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接受，反而不断升级贸易冲突，甚至显示出在战略上恶化中美关系的趋势。为什么缩减贸易赤字无法化解中美贸易冲突？ 为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并不适用于中国与欧盟形成联合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统一战线？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的本质又是什么？本文将从全球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角度分析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的本质。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一  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理性

（一）从地缘政治到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经常不断向外扩张以获取更多资源。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拓展地理空间并攫取附属的诸如人口、粮食、矿产、能源等各种资源，进而确保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从而保有更加强大的军队、装备更加先进的武器，以保障国家安全或者准备下一次战争。夺取战略要地和外部资源的动机激励着大国不断拓展地理空间、控制全球具有战略价值的区域，而技术变迁又进一步推动了对地理空间和管控领域的争夺，冲突与战争频繁发端于国家边界和大国势力范围的结合部。“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威间权力争夺的历史产物，他们争夺管理、占领和控制一定空间的权力” 。

陆权论和海权论就是建立在对地理空间和战略要冲的理解和认识上发展起来的学说。地缘政治在21世纪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大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备竞赛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手段。随着核武器和洲际运载工具的出现和发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理论和战争性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进一步丰富了权力的构成要素，例如国家获取、控制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新的要素打破了传统的物理空间限制，成为衡量国家权力的新标准，扩展了权力的内涵。

冷战后全球化加速推进，通过国际金融网络实现了全球资本流动，促进了产业转移，扩展了国际贸易、加速了技术的应用与传播，这些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也就是由资本流动带动国际贸易和全球分工的发展，形成全球产业链。全球化加深了国家间的经济融合，逐步深化了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资本、人员、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全球化海推动了地区合作与一体化，产生了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PEC）等各种类型的区域组织。国际行为体越来越多元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全球公共卫生、移民与难民、多元文化认同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相关的公共政策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追求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合作都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无法回避的现实。

（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权力与理性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有很多相通性，例如注重合作、规则、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互依赖、贸易和平论以及民主和平论等学说不但充实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实主义长期以来强调的权力、安全、军备等“高政治”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赖并不会导致冲突消失，而是让冲突呈现出新的形式。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复杂相互依赖是世界政治的过程和结果。  虽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减少军备竞赛，通过自由社会约束国家对外战争的冲动，通过国际机制协调大国冲突，从而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化催生的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并没有消除发生地区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地缘政治依然是国家间冲突的重要诱因，例如南海问题和对北极开发。

大国必须不断获取权力才能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确保国家安全。在核恐怖均衡状态下，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迫使大国领导人必须理性对待战争。大国是理性的，它清楚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生存。大国的对外行为有三种模式：畏惧、自助和权力最大化。  大国会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和可能的利益损失。增加核武器数量并不能使大国权力最大化，但是核武器改变了均势的内涵和军备竞赛的形式。例如，当中国的军事力量不以挑战美国霸权或者逆转美国战略优势为目标，而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海外利益并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为原则，按照自身的路线图稳步的时候，美国就会陷入“竞争困境”。

当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以军备竞赛为目时，理性的大国需要重新计算战争成本和认定权力构成的要素。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迫使美国必须不断增加军费预算，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霸权国需要提供公共产品、让盟国“免费搭车”，再加上各种外部挑战，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美国战略收缩，从注重维护霸权体系转向国内产业发展。这是特朗普强硬要求日韩等盟国分担军费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发推特，要求盟国分担军费（图截自特朗普推特）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取权力提供了巨大诱惑。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的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安全的最佳途径”。  因此“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大国安全竞争和战争已经消亡的观点是荒谬的”。  不可否认，衡量权力的首要标准是军事力量。安全取决于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取决于经济实力和尖端科技。而大国发展经济实力和尖端科技则需要依靠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的红利也必然能转化为军事实力。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需要重新思考新的力量中心、权威中心和空间关系的重要性，需要理解媒体、技术、全球化等现象对空间关系和国际政治结构的意义以及决策者、社会团体和产业界看待世界的方式。  资本流动、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相互依赖，但是国家间的冲突本质并没有改变。新兴大国并不会一直甘于处在全球资本、贸易和产业链的低端。当后发优势使得新兴大国得以挑战守成大国甚至威胁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优势时，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来看，守成大国都无法通过战争来遏制新兴大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攀升。由此可见，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的本质出现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