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追根溯源，“米荒”只是冰山露出尖尖角。

针对本次“米荒”，除了高温以外，日本官方和媒体还依次找了如下几条原因：一是国内大米消费反弹；二是外国游客的增加；三是极端天气引发的抢购。除了高温天气，其他几条理由多有隔靴搔痒之嫌，甚至反衬出官方不作为。

譬如国内需求，以农林省给出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的年度大米需求量为702万吨，比去年增加1.6%，为10年来首次转为增加。日本媒体还解释，是上半年其他主食价格上涨加强了大米的替代效应。

可还记得农林省去年的估测吗？说好的需求量历史新低，结果实际需求比估算多了22万吨。在针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预测错误了，就以新的现实统计翻篇了吗？

再如赴日游客的“外需”拉动，农林省也给了精算，2024年上半年日本迎来了1778万名游客，按一人两顿饭算，访日游客一共消费了5.1万吨大米占了需求增量的近一半。今年6月，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13.5万人，创单月最高纪录，且连续四个月超过300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外国游客将突破创纪录的350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近四成。

然而，就像农林水产省前官员、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山下和仁所说的那样，即使每月300万游客都在日本停留一周，并且一日三餐都吃米饭，其消费量也只占总消费量的0.5%左右。

至于所谓的地震、台风预警，也都是今年8月以后的事情，而大米不足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5月下旬，并在六七月间开始向全国扩散。就算硬说是理由，那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且后三条理由即使全部加总，也不过是增加了区区20万吨的需求量，在日本整个粮食盘子里的占比最多也就3%。如果仅仅因为3%的变量，就会造成全国性的“米荒”，农林水产省又该鞠几次躬呢？

当上述原因都是表象是，导致大米短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日本农业协会。

包括山下和仁、岸宏之（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庆应大学经济学教授）这样的日本知名学者在内，不少研究者将此次“米荒”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农协推动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减反政策”，“减反”，即控制耕地面积。那么农协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日本农协是一个由694个区域农业合作社组成的庞大团体，承担着全国农产品的包装、运输、营销和相关配套服务，有上千万会员。其前身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农协，在二战硝烟刚刚散去的粮食短缺中，经历过强制土改的日本推出《农业协同组合法》，正式确定农协为民间经济组织，包含基层、地方、全国三层架构。

日本弄些架构格隆汇

日本农协的业务覆盖面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一线的农业生产和销售，还包括了化肥杀虫剂的供应、农机推广、信贷保险、直达送药、老年护理……农协有自己的医院、加油站、加气站、报社、电视台、邮局。作为日本的顶层机构，农林中央金库稳居日本前五大银行，且资本充足率（即对银行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覆盖比率）远超同行。

更有甚者，农协业务还包括了殡葬、旅游，甚至汽车经销、和驾校。农民如果想买一些特定型号的汽车，诸如斯巴鲁卡车“kei”系列轻卡，还必须得是农协会员。

如此庞大的力量，农协的威力自不必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水稻连年过剩，国内外米价差距加大。面对这样的结构问题，作为长期被宣传为“市场经济优等生”的日本政府，并没有想什么“市场的力量”，而是在农协的游说与压力下，推出了不分经营规模大小、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一律限产的“减反”政策。

该政策规定，由政府来给农民制定一个固定生产量，组织农民按此规模生产并发放补贴。至于多出来的耕地，不论是休耕、还是轮作，补贴不变。

那么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政策呢？正是因为农协与大批作为农协会员的小小生产者的反对。后者户均经营规模不满1公顷，但占水稻农户近7成。这些人手上是真有选票的。而农户本就是自民党的传统大票仓。直到本世纪初民主党为取代自民党，还不得不扩大补贴份额，以此拉拢农协。

“减反政策”的出台，看似只是为了应对特定时期粮食问题而推出的权宜之计。谁曾想，这一“权益”，就是半个世纪，且至今仍保留浓厚残余。形式上的“一人一票”，会让许多决策都看似倾斜小农。实质上的权力垄断，又会让剥削形成产业链，且基层越分散，链条越紧密，最终又能不断强化垄断。日本农协为这个原理提供了生动注解。

在“减反政策”的作用下，水稻种植业进入了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状态。这自然导致日本弃耕面积急剧飙升，仅仅三十年时间，日本的弃耕面积就从13.1万公顷上升到42.3万公顷。农地面积在60年里减少了3成。

日本80%的地区是山地丘陵，本就人多地少，大量农田弃耕后更是雪上加霜。日本人均耕地占有面积依然只有0.60亩，而中国则是1.59亩。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的大米产量下降了 20%。按产量和热量计算的粮食自给率，2023年各为61%和38%，较1965年分别下滑了25和35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中毫无悬念地处于垫底水平，甚至还不如不少欠发达国家。

各国统计数据在2015年后未更新，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到2021年就比表单中又降了一个百分点，仍在持续下滑。日本农林水产省

目前全日本只有约60%的稻田被利用，每年的大米产量不到高峰时期1445万吨的一半。而“减反政策”看似在2018年被安倍政府终止，其实仅仅停了产量目标，对农民的补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趋势，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大米的价格。

更有甚者，日本农协为了维持日本大米的高价，还游说日本政府对进口米维持高关税，最高可超过800%，日本国产大米几乎垄断了市场。而这自然由日本消费者买单，超市中十斤装的大米，动辄折合人民币一两百块钱。当然，农协也乐意发认证，“一等大米”越发越多，还配套着诸如“独有水土”、“精挑细选”、“煮饭仙人”这样的故事包装，以“优质”旗号向国外出口。

类似这样的传说又不仅仅局限于大米，换算成人民币后，300一个的熊本西瓜、1000一串的晴王葡萄、3000一颗的岐阜草莓，还有那些浸泡着“原生态”、“匠人品质”的天价怀石料理，那些年在咱国内的宣传，大家也都不算陌生。

事实上，日本的自然气候反而比国内更为吸引虫害，再加上日本农业生产已经形成的习惯，导致农药大面积使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日本单位面积用量为11.24kg/公顷，是我们国内水平的6.14倍。

更让人咋舌的是，日本农药使用量的排名约在全球的15-20，可日本农药消费额的排名能够在全球排进前三。不用说，日本的农民伯伯们自然用的又都是农协推广的“精品农药”。竹下正哲说，日本农产品是农药里“泡”大的。而通过上文不难发现，日本农业是在计划包办里喂熟的。

曾有调查宣称，日本农民的收入时而赶上都市白领，时而超过首都公务员。事实上，他们的农产品、农具、农药、化肥乃至生老病死都被农协包办着，每个环节都会被超额剥削一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农业号称有这么高的收入，日本人依然不愿当农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人数减少了一半。2023年，日本农业人口已跌至116万人，平均年龄69岁。仅仅2019年，平均年龄还是67岁。五年时间，全体日本农民又老了2岁。根据日本2023年版《农业白皮书（粮食、农业和农村动向）》披露的数据，在这116万日本农民中，未满60岁的有24万人左右。“老农民”在日本真的名副其实了。

综上，气候、减产、弃耕、老龄化，而这背后还有比从业农民更为僵硬老化却又庞大的利益格局，这才是“米荒”一角下的日本农业面临的真正冰山。最让人无语的是，面对着日益加重的国内农业危机，日本政府居然还在消耗大把精力，借着农业进出口贩售“中国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