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上台刚半个月后，特拉斯便按照自己从前的小册子为英国开出了药方。

9月21日，财政大臣克沃滕公布了特拉斯政府第一项野心勃勃的财政计划——耗资高达600亿英镑的能源救助计划，这项针对企业的能源补贴旨在保障冬天的生产。

9月22日，英格兰银行宣布加息0.5个百分点，通胀高企下，英国的货币政策正在掉头。

9月23日，克沃滕又公布了一项由债务融资的450亿英镑减税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20%降低到19%，将最高所得税率从45%降低至40%、取消将企业税从19%上调到25%的计划，同时取消年初刚推出的1.25%的国民保险税、大幅减免房地产印花税、取消金融从业者奖金上限，规模超过撒切尔执政期间任何一次减税。

其中，减税是特拉斯的标志性主张，在助力约翰逊竞选期间就已经被她写进了施政纲领，如今自然也成为了政策核心。只是，特拉斯的减税政策明显操之过急又“一刀切”，批评者认为她严重偏向富人，据《金融时报》计算，年收入 20万英镑的个人每年将可节省近4500英镑所得税，而工资为2万英镑的工人只能节省218英镑。

作为右翼自由市场主义者，特拉斯激进的减税措施很可能基于对 “涓滴经济学”的信奉。所谓“涓滴经济学”是对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讽称，源自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

无论“涓滴经济学”是否有效，激进的减税将拉大贫富差距都是不争的事实，《卫报》便直言特拉斯的减税方案让“撒切尔显得温和、里根显得窝囊”，剥削穷人、奖励富人，“相当于一场阶级战争的宣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28日也警告特拉斯政府：“那些有利于高收入者的措施，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推高通胀。”

但对于特拉斯来说，减税政策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不平等，而是时机。

减税减少税收收入、能源补贴增加财政支出、加息推高负债成本，短期内这种政策组合对于市场来说过于刺激，悲观情绪被对英国政府财政状况的质疑引爆，9月23日当天便出现了所谓“股债汇三杀”现象：富时100指数下跌约141点，同时还带崩了欧元区；10年期英债收益率涨33.70个基点至3.832%，续刷2010年以来新高；英镑兑美元也跌至1.085，1985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1.10关口。

富时100指数在特拉斯减税政策出台（23日）后持续下行。 数据来源：金融时报

10年期英债在27日涨到4.5%，而英格兰银行按原计划今年还将减持国债。 数据来源：彭博社

今年以来，英镑对美元已累计下跌超20%，9月23日之后一度创下近40年最低纪录。 数据来源：谷歌财经

评级机构惠誉10月5日在下调英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至负面、“AA-”级的声明中表示：“新政府大规模、未备基金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在中期大幅增加……会进一步削弱政府财政战略的可信度和支持力度。”

惠誉预计，特拉斯的减税政策将在2023-24财年减少277亿英镑的收入，并在2024-25财年减少313亿英镑收入，如果英国政府不采取补偿措施，一般政府赤字将在2022年保持在GDP的7.8%，并在2023年增加到8.8%。

保守党（2010上台）在次贷危机后一直致力于降低赤字，但新冠疫情使将近十年的努力化为泡影。 数据来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事实上，新政府此前还计划过“更大的支出项目”，根据政府官员和顾问向彭博社透露，特拉斯已经起草一份针对英国家庭的能源援助计划，通过新的定价机制来降低民众的能源费用，文件显示，该政策可能在18个月内花费1300亿英镑的巨资。

截至2022年7月，英国政府一年的总支出约为4673亿英镑，其中最高的一项为医疗卫生，将近1900亿，与特拉斯两项能源计划之合相当，彭博社测算，如果两项能源计划均被实施，英国政府需要在2年内再借入超过2000亿英镑。

要知道，截至2022年3月末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广义政府债务已经高达23654亿英镑，相当于GDP的99.6%，正处于19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特拉斯政策的时机的问题还存在外部因素，全球通胀高企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动向也直接影响各国货币币值的稳定。

今年9月21日，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而英格兰银行22日的加息幅度只有50个基点，兴业研究指出，美英利率倒挂往往会导致英镑面临贬值压力，而英格兰银行抗击通胀的态度不够坚决将加深市场的失望情绪。

特拉斯新政“三连”固然颇有撒切尔“雷厉风行”的气势，但事与愿违，她的“豪赌”无人买账，在市场惨淡的反应下不得不吞下苦果，如今“十日维新”余波未尽，特拉斯又能坚持多久？

如果时机对，特拉斯新政就能成功吗？

假设特拉斯的新政能刺激生产，她还要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当下英国市场匮乏将导致产品无处可去。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各国应对通胀的普遍性措施，其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利于出口，将造成大规模贸易逆差。80年代中期的美国便是如此。

为解决逆差、拓展市场，当时的里根政府祭出了大招，但这却绝非他国可以复制。

1985年9月22日，美国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各国同意对汇率进行协同调整（尤其是日本），以实现美元的“软着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美元很快贬值，美国也获得了出口的竞争力、成功减少了贸易逆差。

“广场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国力对他国威胁的产物，如果执掌的是一百年多年前的“日不落”帝国，特拉斯或许也能有同样的底气，甚至1982年，撒切尔尚能打赢马岛战争成就威名。

但现在的英国早已不是全球霸主，也不是欧洲霸主，GDP甚至还被曾经的殖民地印度赶超。作为一个只有6800万人口的岛国，在失去了欧盟单一市场后，由于种种原因，英国在与欧盟、美国等各国的贸易谈判中均处于不利地位，《外交政策》形容英国的处境像是“马岛战争中的阿根廷”。

更何况，脱欧叠加老龄化和新冠给英国带来的更大的麻烦——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令特拉斯的刺激计划蒙上了又一层阴影。截至今年8月，英国单季度失业率仅为3.5%，创下1974年以来的最低纪录，职位空缺数首次反超失业人数。

英国国家统计局称这种情况表明经济的潜在变化可能性很小，而英国工业联合会8月的调查也显示，四分之三的企业在填补职位空缺和工人短缺方面遇到了困难，近一半的企业因此无法满足产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