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讲一讲我国的政治制度。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一个根本制度、三个基本制度；一个根本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个基本制度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由居民（村民）选举的成员组成居民（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制度。

我们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来看看基层组织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能控制得住疫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基层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唐朝的时候就有基层组织。唐朝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基层组织制度就是“什伍制”，五户为一伍，设伍长；十户为一什，设什长。宋朝以后基层组织最低到县级，县以下靠乡绅管理。民国没有真正地把基层组织恢复起来。我们党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所以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才有村委会把守路口，居委会看住小区，把疫情有效地控制住了，这是我们的组织优势。西方完全靠警察就不行。

我们的民主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统一，这是我们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比如，要出台一个政策，让群众来表决，表决前要协商，看群众有没有意见；假设你提了三点意见，我看了后就跟你商量，说第一点提得不错，可以采纳，第二、三点提得也不错，但现在还有些早，可能过几年才能吸收进来，你想了想说行。所以我们的政策得票率会很高，执行度会很好，因为我们协商过。我们的法院也一样，经济类官司先在庭下调解，调解成功的有百分之六、七十，没必要一上来就掐，非要把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其次，讲一讲我国的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我国是由政府发行货币，而美国是由私人发行货币，美联储是个私有银行，美国的几大金融寡头家族基本上能指定总统候选人。我国的经济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年我们加入WTO的时候，美国人以为我们肯定能够变成美国的体制和制度，但我们按美国的算法玩赢了他。股市汇市都一样，我卖你买、你卖我买，谁钱多谁赢。美国人卖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央企国企一起买，他卖不过我买；美国人买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央企国企一起卖，他买不过我卖。由于我们的央企国企有统一意志，我们按照美国人的算法，通过买卖就能赢，避免让美国“剪羊毛”。我们现在GDP接近美国80%了，对美国来说60%是他的防线，前苏联和日本都是经济总量达到美国60%的时候被搞垮的。

美国大约平均每10年就得找个地方“剪羊毛”，这个“羊毛”的数量大概是1万亿美元。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剪了日本的“羊毛”，90年代美国剪了东南亚和南美的“羊毛”。美国“剪羊毛”有两种剪法。一种是短周期剪法。以日本为例，刚开始，1美元兑250～300日元，美国人买很多日元在手里，然后逼着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通过各种方式让日元升值，最后升到1美元兑79日元，再把日元卖出去，赚了好多倍。而且日元升值导致产业成本大幅提高，制造业大量迁出日本。日本就这样被搞垮了。现在日本的GDP才四、五万亿美元，美国都二十几万亿美元了，日本的经济总量从1995年达到美国的71%跌到20%了。另一种是长周期剪法，大概十几年一个周期。首先美联储降息，向全世界输出美元，钱多了大家就发展经济；大概6、7年后，美联储加息，钱又回到了美国；一些国家的企业本来发展挺好的，突然钱流走了，企业经营困难；这些国家就找世界银行贷款，美国就说，为了公平竞争，你得开放你的股市和汇市；开放后美元再大举进来，把这些国家的优良实业资产廉价买走了。

本世纪初，美国本来想剪中国的“羊毛”，结果没剪走，资金链断了；2008年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就剪欧洲兄弟的“羊毛”，把希腊、西班牙搞得都快破产了。当美国把一个国家搞得濒临破产，准备收割这个国家经济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国家发现还可以找中国借钱，中国人与人为善，借给他们救命钱，实现双赢。例如我们租了希腊的港口99年，而美国本来付出代价做好了局，该收割的时候没有收割成，恨死中国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公有制不好，不要觉得央企国企不好，央企和国企是我们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器。记得几年前，美国搞得人民币贬值，都到1美元兑7元多人民币了，中央就让央企国企把手头的美元卖出去，买入人民币，保持人民币稳定。我们公司财务说咱们是不是该囤点美元了，因为我们很多采购是用美元的；我说龙芯虽然不是国企，但得站在国家角度来看问题，能够搞垮人民币的只有中国人民，外国金融寡头没有那么多人民币，我们这时候不能买美元，一定要把人民币拿在手里。大家看现在都是1美元兑6.3元人民币了，那时候买的话多亏啊。央企国企的稳定性加上民企的灵活性，这是我们经济制度的优势。

第三，讲一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像搞“两弹一星”一样发展CPU和操作系统，要总理或副总理亲自挂帅指挥才能搞成。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现在需要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以龙芯为例，新型体制的优越性在龙芯身上有以下体现。

一是龙芯资本的“接力棒”。从投资的角度讲，我们的天使轮是中央资本投的。我们2001年开始做CPU，2001~2010年，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863”计划、“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核高基”重大专项等的研发投入4亿多元，我们只做了些样品，没有给国家产出。我们的创投A轮来自地方资本。2009年我们开始筹办企业，没有人投。我就像堂吉诃德，拿个长矛叫龙芯，想斗两个风车，一个叫Intel，一个叫ARM。这时候北京市投了，中关村管委会开了20多次协调会，最后让北京工业发展投资公司来投。北工投当时的董事长到计算所来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知道投龙芯肯定是赔的，但是赔了也要投，因为这是政治任务。北工投当时投了1个亿，并带动民营资本跟投了1个亿。北工投的1个亿里边有5000万是国资的钱，5000万是财政的钱，是给团队股权激励的，2016年财政的5000万已经值2个亿了，但仍按约定原价卖还给团队，在座的有很多是受益者。之后我们的创投B、C、D轮是社会资本。2015年鼎晖资本入资，随后2017年、2019年完成C、D轮融资。D轮是国风投领投的，又给团队股权激励。我们公司科创板上市已于2021年12月在上交所过会。

大家看龙芯资本的“接力棒”，从中央资本、地方资本、社会资本到公众资本，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支持。我做龙芯前，俄罗斯有一个团队做叫E2K的CPU，做得不错，他的总设计师经常被邀请到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很风光，我听过几次，现在这个团队没了。我有一个中科大的校友有一次坐飞机遇到E2K的总师，那个总师说我真羡慕你们中国，坚持做龙芯，而我们E2K早就完了。欧盟、日韩想搞CPU都没搞成，俄罗斯CPU也被灭了，只有我们中国能搞成。我们有的同事可能觉得和其他引进国外技术的CPU企业比，龙芯拿国家的钱太少了，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大家看国家天使轮投了我们10年，创投A轮在大家都不看好我们的情况下北京市投进来还给我们股权激励，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才能做到的，我们是真正的受益者。

二是市场试错机会。任何高科技产品研发和推广都有很大的风险，当时龙芯产品的性能跟Intel相比差太远了，又贵又慢没人买，但我们得到了政策性市场的支持。2010年开始在工控领域应用，2015年开始在信息化领域应用，解决了数以千计的问题。我们的产品性能从2015年到2020年提高了10倍，越来越好用。从龙芯3A1000到3A5000，性能提高都是市场带出来的，生态完善也是市场带出来的，关键是在性能较弱的情况下国家还给你市场，让你从市场中盈利，来养研发，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三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自主CPU的应用推广，构建自主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多年来很多专家不断地呼吁，多个部委都想推动自主CPU的规模应用，都做不成。后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各部委协同把这件事情干成了。所以，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有龙芯的发展。

对龙芯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把有为政府转化为有效市场，通过研发支持把龙芯“扶上马”，通过市场带动把龙芯“送一程”，路边还有资本护航。这是我们特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优势。我们要有制度自信，不要老看着西方的好。

（五）与时俱进的党的科技思想和理论

党的科技思想和理论在不断发展，我理解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统战对象。毛主席在建国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知识分子被归到小资产阶级这一类。大家知道无产阶级的“产”跟中产阶级的“产”有什么区别吗？无产阶级这个“产”指的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中产阶级这个“产”指的是财产。所以，在座的绝大多数既是无产阶级又是中产阶级，说你是无产阶级是因为你设计龙芯CPU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不是你自己的，说你是中产阶级是因为你有房有车。知识分子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因为脑袋也是知识分子用于生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生产工具。

建国后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了。因此在1956年北戴河会议上，党中央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多次指出，判断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标准，要看他愿意不愿意跟工人、农民相结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瞧不起工人、农民的，所以还是小资产阶级，是应该被工人阶级领导的，只有从内心深处把自己等同于工人、农民，才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的一分子。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贡献突出体现在对“两弹一星”的贡献中。

第二阶段，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跟经济结合。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1991年邓小平同志为“863”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是我党科技理论的一个跨越。但当时高科技产业跟我们的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是分离的。高科技产业化的主要方法就是科研院所转制。比如我们科学院曾经有三个计算所，包括北京的计算所、成都计算所、沈阳计算所，后两个计算所都转成企业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科技发展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任务”，“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高科技开始和传统产业紧密结合，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此前我们是要素驱动发展，即资源、能源、劳动力驱动发展。习总书记有篇讲话讲得非常好，说资源、能源和劳动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创新是无限的。后来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创新引领发展、高质量发展等等，党的科技理论又有了新发展。

第三阶段，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的提出，终结了十几年来关于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的争论。记得在2005年前后，李国杰老师参加了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回来后给我们讲，关于自主创新这个词的提法在专家层面有很大争议，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应该提自主创新，而应该提开放创新，说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所以应该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后来虽然提出了自主创新，但明确了自主创新有三种模式，即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这三种模式在我国自主CPU中都有体现，龙芯和申威是原始创新，用ARM的IP“攒”CPU是集成创新，与X86架构的CPU企业合资是引进消化再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一锤定音，“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依靠自主研发。五中全会还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当我看到“改革创新”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很振奋，自从我记事以来，“改革”后边跟的都是“开放”两个字。

看到党的科技思想和理论在不断发展，我们第一感到高兴，第二感到责任。过去国家间的利益竞争主要靠军队，现在企业是国家间竞争的主力军。军队是压阵的，科研院所是做后勤的。美国卡脖子卡的是企业的脖子，解决卡脖子问题主要也得靠企业。

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碰到了瓶颈。我举几个例子。2012年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的28%，美国加欧盟总共才27%。中国2013~2015年消耗的水泥是66亿吨，美国20世纪100年加起来才消耗了44亿吨。2011年中国信息产业百强利润是美国苹果公司的40%。所以说为什么国家需要我们，从这些数字就能看出来。我们在科学院讲“国家人谋国家事、国家队扛国家责”，什么是国家事？什么是国家责？建立自主信息技术体系就是国家事，解决信息产业“卡脖子”问题就是国家责。创新怎么报国？创新挣钱、纳税报国。

不同时代的科研人员有不同的使命。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上，改革开放头30年是1980年代“胆子大”的创业者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潮头，几亿农民工是主力军。我们在科学院当旁观者，总觉得自己很厉害，企业水平不行，卖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来一架飞机。现在农民工在前线撑不住了，裹着伤口撤下来了。科研人员不能继续当旁观者了，该我们上战场了！过去我们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现在当国家发展碰到瓶颈，党中央在高科技领域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呼唤时，脱胎于科学院的我们应该第一个站出来说“国有疑难可问我！”如果评职称的时候讲得天花乱坠，国家被人“卡脖子”时却一声不吭，评那些东西有啥用啊？古人讲得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后边两句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我们的后人看历史，我们这个时代必然是率先解放思想、走出科技象牙塔的科研人员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肯定是一群在中美高科技产业的斗争中呕心沥血作出贡献的创业者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要功臣，而不是教授和院士，大家信不信？

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公司

我1986年在浙江省永康一中入党，现在已有35年多的党龄了。我给大家讲讲自己入党35年的思想变化过程。

永康一中培养我入党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我在永康市中考和高考都是第一名，高考成绩在浙江省排第29名。当时我就觉得入党很光荣，但对党的认识是模糊的。我入党时几位老党员给我的寄语让我印象深刻。一位老同志说“入党是为了吃亏”。我的一位入党介绍人说“组织上入党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有无数次”。支部书记说“党员关键是怎么面对困难和利益”。还有一位政治老师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他说，对党特别有感情，每次缴纳党费都要从钱包里找最新的钱。我也长期这样，每次缴纳党费都从钱包里找最新的钱，但现在都要求转账了。

我在中科大上大学期间碰到了学潮和动乱，思想上有些混乱，对党的认识不是很清楚。1991年，我到计算所读研究生，接触到很多优秀党员，他们都把创新报国作为人生目标。我的导师夏老师多次跟我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好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我们这代人没做好，你做得比我好”。黄令仪老师的故事我讲过很多次了，有一次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她说，都快80岁的人了，别一天到晚拖着鼠标盯屏幕了；她脱口而出说“胡老师，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还说“我是亲眼看见我的同胞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我们是被日本人搜过身的”。李国杰老师，就是他的引领和支持，我们才把CPU做起来的；2013年他在龙芯的一个产业联盟会议上致辞，说“我的导师夏老师今年90岁了、干不动了，我也70岁了，如果到胡伟武这一代，自主的CPU还不行，那中国的IT产业就没戏了”。所以我们是背着“十字架”在走沼泽地，导师、前辈们的交代你不完成怎么办呢？

后来我通过不断学习，使党的理论融入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思想习惯。我碰到事情需要作出选择时，很少想自己有多大好处，要说一点没有也是有点的，但任何时候首先考虑国家需要。下决心做CPU是这么考虑的，下决心办企业是这么考虑的，下决心推自主指令系统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觉得国家需要，再难也要把它做成。为什么？因为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龙芯发展已经成为我的思想习惯了。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坚持”：坚持为人民做龙芯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一）坚持为人民做龙芯的根本宗旨

回顾龙芯经历的千难万险，多次九死一生直到今天，最关键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做龙芯”的问题，这是龙芯一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一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龙芯的发展。每次当龙芯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而不是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把上市赚钱作为目标，而是把上市作为加速龙芯发展的手段。赚钱是我们达到龙芯目标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我们做龙芯的根本原因。我们越是坚持为人民做龙芯，利润越会滚滚而来，我们越是为赚钱做龙芯，利润就会离我们而去，这就是企业经营的辩证法。我们持续推动自主CPU的研发和产业化，因为我们觉得国家需要。

“十五”期间推动研制自主CPU成为国家战略。现在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CPU？当时李国杰老师大力呼吁和支持是一个方面。从我内心深处，可追溯到1998年4月的第97次香山科学会议。那次会议主题是高性能计算，我的导师夏老师与江南计算所的金怡濂老师和九院九所的周毓麟老师联合主办。我那时博士毕业没多久，是会议秘书。会上大家讨论了我国高性能机应该怎么发展，到第三天的时候讨论到做芯片，我们高性能机芯片怎么办？当时金怡濂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CPU这个事情总得做一下，哪怕做个586也得试试看。1998年的时候市场上的CPU是奔腾III的水平，586差了三代，所以当金院士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2000年，李国杰老师大力呼吁“十五”期间再不做CPU就来不及了。当时我国要不要做CPU没有取得共识，2001年李老师给了我100万试试看。我们拿着这100万经费，先做了个龙芯1号的FPGA原型系统，把操作系统跑起来了。然后拿这个原型系统开鉴定会，从科学院拿了500万，做了个龙芯1号。龙芯1号的推出极大地振奋了我们国家做CPU的信心，“863”计划2002年开始立项支持。到“十五”后期，再以“863”成果推动“核高基”重大专项的立项，研制自主CPU成为国家战略。

“十一五”期间推动使用自主CPU成为国家战略。CPU做完之后要用啊，李老师就带着我去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汇报，基本上是到处碰壁。一位副局长说的一句话我记忆深刻：“我们现在反向设计的都不敢用，别说你们正向设计的了”。当时真的是没人用啊，所以派张福新、吴少刚、胡明昌他们到常熟去，自己去做整机，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啊。张福新当时做龙芯1号、龙芯2号是我们的绝对主力，我把他比作“小王”，我说这就跟打扑克牌一样，得出“小王”了，要不然就做不起来。张福新当时结婚才两个月，在那儿一干就是十几年。我们在常熟推广了15万套教育电脑，才知道样品跟产品的区别，后来龙芯没有ODM企业，他们又转型做龙芯的ODM企业。现在这个产业起来了，张福新、吴少刚、胡明昌都回来了，回归队伍挺好，但他们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

“十二五”以来推动建立自主生态体系成为国家战略。“十二五”一开头我们就被当头棒喝，说国家都支持龙芯10年了，做得也不怎么样，看来自主研发的不行，要支持引进的，桌面要支持引进X86，服务器要支持引进IBM和ARM，龙芯最多可以做工控。我说不对，我们做CPU到底是要干嘛？我们是要建立自己的信息技术体系！引进X86和ARM建不成自主体系，只有自主研发才能建立自主体系。所以开始推动建立体系成为国家战略。2016年，习总书记提出“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她要给国外CPU企业找一个做CPU的负责人，想请我去，工资给得很高。我说我不去，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为我自己的国家做，她又问我有没有学生或同事推荐一个，我说他们也不去，她又问为什么，我说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国家做，搞得那个人特别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一切的出发点就是国家需要，对我来说就是我导师的精神传到我这里了，刻在骨子里了。

二是为人民“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我们要构建独立于Wintel体系和AA体系的自主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为什么要建体系？举几个例子。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6.5%，而电子工业的平均利润率是5.4%。同样是卖整机，苹果公司2018年销售收入为2656亿美元，净利润为595亿美元，而联想公司2018年销售收入510亿美元，净利润6亿美元。同样是卖芯片，Intel公司2018年销售收入708亿美元，净利润210亿美元，展锐销售收入为16亿美元，利润是亏损的。上述数据是按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7算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展锐手机芯片销售数量不少于Intel电脑芯片销售数量，都是二、三亿片。这就奇怪了，在电脑领域是做芯片的赚钱，手机领域则反过来了，是做整机的赚钱，为什么呢？

因为信息产业本质上是“解决方案为王”的产业，大的解决方案就是生态。解决方案决定用户使用习惯和产业主导权。电脑怎么用、什么时候升级，是Intel和微软说了算。手机怎么用、什么时候升级，是苹果、谷歌、ARM说了算。说了算的肯定赚钱，因为它可以制定利润分配的规则。一个产业链里的企业之间也有剥削，产业生态的主导者就是剥削者。即使是华为，2018年的净利润593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7算的话是89亿美元，还不到苹果的零头，而且华为的主要利润来自通信设备。所以我们不革命行吗？只有建自己的体系才是我国信息产业的根本出路。

我们构建信息产业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通信息产业国内大循环的技术链堵点，指令系统、CPU、操作系统就是技术堵点。我们如果是为人民做龙芯，就应该把这些底层核心技术都掌握了；如果想为自己上市赚钱做龙芯，可以跟着洋鬼子走，企业只要有点利润，包装一下上市了就能赚钱。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做龙芯，所以要建自主体系。做产品挣钱上市的做法和做体系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套路，目标不同，具体方法肯定不同。

现在距离2035年没几年了，到2050年也不长。如果说我们龙芯不做了，大家做X86、ARM去吧，到2050年中国做了一堆X86、ARM的东西，那能叫民族复兴吗？能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吗？不能！所以龙芯就得继续做自己的第三套生态。未来全球信息产业格局，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做一套，中国带着“一带一路”国家做一套。俄罗斯现在看来大概率会加入中国主导的信息体系。当然不是脱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会继续用美西方的，美西方也会用我们的，只是各有重点。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叫民族复兴。我们龙芯人的责任是很重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灰心。

三是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实行工分制度。企业的钱是谁赚的，是资本的利润还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劳动能创造价值，资本、技术和管理都可以加速价值的创造。劳动者才是社会的主人，劳动最光荣，所以我们要实行惠及全员的“工分制度”，并按照累计的工分在“国庆节”前给大家发奖金。为什么不把它并到年终奖里发呢？这样大家还可能少交点税，因为我们国家有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优惠政策。但我说，多交点税就多交点税，就是要在“国庆节”前发，要让每个员工都知道，这是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当然股权激励也很重要，但它根本上是属于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

四是通过群众路线持续改进作风。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两、三年组织一次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每次教育活动都要走群众路线，我都有很大收获。

2005年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中有一个环节是党员标准的讨论，核心是党员如何面对困难和利益。当时龙芯课题组只有几十个人，说实话我是最辛苦的，从前端的代码设计到验证、测试、物理设计、流片回来调试，从头盯到尾，有两次在实验室待了7天7夜没睡觉，当然中间打半小时的盹是有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7天7夜不睡觉的感觉？晚上最困的时候是凌晨1点到2点，熬过去就不困了，7天里最困的是第2、3天，熬过去也就不困了，还特别亢奋，但就是不想吃饭。虽然我最辛苦，但在党员先进性讨论的时候，我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这个批评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你什么都干了，我们干什么”？这让我有了很大顿悟，认识到自己成为龙芯的“天花板”了。在科研院所什么是利益？就是能够出成绩的科研项目。党员就是要把最容易出成果的科研项目让给群众。在计算所一般研究员每年得申请好几个项目。但大家可以数数看，从2005年以后，我自己牵头承担的项目不超过5个，还有一、两个是被逼着承担的，因为要求我签军令状。我把大量龙芯的项目让年轻人来承担，让我的学生来承担，这样他们才能成长。张福新当副研究员时承担了“核高基”一个1.7亿元的课题，很快就评正高了，房子也分到了。所以我把容易出成果的科研项目让年轻人承担，团队就能很快地成长。这样一波一波传下去，虽然我不具体承担项目，但外人都把龙芯的成绩记到我头上，其实我得到的好处最大。

2007年开展了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这次学习进一步明确了科研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家如果把“十七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作个对比，就会发现在“十六大”报告中，科教文卫有专门的一章；“十七大”报告没有这一章了，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来组织，教育和卫生放在了“社会建设”，科技创新放在了“经济建设”的第一条。通过学习十七大报告，我们知道党号召我们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就在2008年在计算所成立龙芯技术服务中心，是龙芯中科的前身。

2008年开展了科学发展观学习。大家看《龙芯的足迹》那本书，我们就是在讨论“什么是龙芯的科学发展”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来要建自主体系。此前，我们只是很感性地觉得中国要有自己的CPU核心技术，在那次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讨论中，我们明确提出来要建立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2008年是我的“不惑”之年，龙芯也“不惑”了，确立了发展目标。

2012年开展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那时候我们办企业已经三年了，经营得不好，正处于困难时期。“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我们坚定了在困难中坚持自主研发技术路线的信心。“十八大”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作为“十八大”代表，在出席“十八大”期间，有一天晚上看了一本介绍江苏某个乡镇企业的书，看了以后有个顿悟，我觉得龙芯特别像上世纪90年代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要想提高效率和效益，管理上不能教条，要灵活机动。刚开始办公司时，我们把Intel、IBM等企业的制度套到龙芯身上来。比如，对事业部的考核，年初先给你定个任务指标，平时拿80%的工资，年底完成任务后再发20%的工资。当时由于没有历史数据，给的任务指标肯定是不准的，所以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事业部到了四季度一看年度任务完不成了，反正20%的工资也没有了，就干脆把本来可以在四季度完成的销售留到明年1月份再做。本来绩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积极性，但我们教条主义式的绩效挫伤了积极性，说明它不符合龙芯的实际情况。“十八大”后，我们就把制度改了，不扣工资了，开始有了销售提成和利润奖励，并结合龙芯发展实践持续不断地对绩效制度进行完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20年开展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我作为“十九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就思考我国信息产业大循环由哪些环节组成，并总结出来三个环节：基于自主IP核的芯片研发，基于自主指令系统的软件生态，以及基于自主工艺的芯片生产。这“三个基于”实质上就是我们信息产业面临的三个堵点，我们要把它打通。目前看，龙芯IP核全自主了，指令系统自主了，我们积极使用自主化程度高的工艺进行龙芯CPU的生产，只有境内工艺的材料和设备还有点受制于人，这个问题解决后国内信息产业大循环就转起来了。

除了通过专题学习教育改进龙芯管理，我们主动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思想的“体检”。身体的体检很重要，思想的“体检”同样很重要，要不然思想会“生病”。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采纳大家的意见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和制度规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实行“孝亲奖”，由员工和公司按照1：1的比例给其60岁以上的父母“发工资”，就是在民主生活会上提出来的，我们采纳实行后，反响非常好。又如，我们实行人财物等管理部门人员到业务部门“轮岗”担任助理制度，改进服务作风，也是在民主生活会上提出来的；记得当时财务部有个同志到一个部门当助理后，说我自己是从财务出来的，都没想到报销那么难，后来财务部改进了工作。我们还组织人财物经理每季度与员工面对面交流一次，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