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现哪两种情况，对我们是最不利的？

第一，尼克松现象2.0。

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上世纪最具重大意义的战略行为，它从根本上扭转了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对苏联极为不利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这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战略大环境。

如果特朗普/万斯团队能够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乌克兰中立、欧洲获得俄罗斯不再“侵略”扩张的安全保障、俄罗斯愿意就其占领的东乌克兰领土的合法化进行谈判（但绝不撤出），他们就能如其所愿地以停火谈判方式结束俄乌冲突。

在这样的情形下，战略利益的驱使必将导致美俄关系的缓和，甚至重归于好。事实上，特朗普和万斯都曾公开表示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打压中国。

一旦出现如此局面，中国的安全环境将极大地恶化。

一方面，日本将摆脱同时与中俄为敌的战略困境，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将更无后顾之忧地加入美国打压中国的行动中。

另一方面，莫迪领导下的民粹主义的印度将缓解来自“伊斯兰带”的后顾之忧。支撑莫迪政权的基础是以印度教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因此，从土耳其到沙特这一广袤的“伊斯兰带”是威胁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来源地。正因如此，莫迪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并对中国有所节制。

一旦美俄和好，印度将更紧密地拥抱俄罗斯，而对中国的姿态则必将趋向强硬。

第二，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同时，极右势力也将在欧洲得势。出现里根+撒切尔2.0现象。

尽管欧洲的极右势力在经贸、地缘政治乃至安全等各方面都与特朗普/万斯团队有着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立场，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是相通的，其以保护主义、排外以及与俄罗斯和解为核心的内外战略如出一辙。

并且，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也持相同的强硬立场。在俄乌冲突这一美俄之间的根本纠结被解除之后，不排除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联手压制苏联的局面。而这一次，他们要打压的是他们共同的“制度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中国。

因此，特朗普上台将对中国造成的困难局面并非仅仅是加税和“贸易战”。毕竟，这些只是特朗普讨价还价的筹码，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都不可逆转地嵌入了同一个世界的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个大国对争取整个世界的博弈，谁赢得了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谁就赢得了竞争中的主动权。

然而，一旦出现以上两个恶劣局面，中国将在这场竞争中面临极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此，必须未雨绸缪。

结语：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冷战是一场全方位的零和对抗。

所谓“冷战”，是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一场没有“热战”的全面对抗。它的发生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十分鲜明的特点。

二战结束后，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席卷全球，而领导这些运动的往往是各国的共产党或民族主义左翼组织。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世界格局迅速分裂为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大对抗阵营。“冷战”由此而生。

美苏冷战是一场此消彼长的全方位零和博弈。

首先，双方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一个要走资本主义“自由”之路，一个要走共产主义“民主”之路，旗帜鲜明，泾渭分明。

第二，双方在军事安全上公开对抗。美苏各自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和华沙条约联盟，两大军事阵营互以打败对方为终极目标。

第三，双方在经济上相互独立。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美苏营造了完全不同、互不往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摒弃了自尼克松以来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公开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开展和苏联的军备竞赛。

在国内，里根通过减税、缩减社保福利预算、冻结最低工资、限制工会权力、公共事业私有化等政策，强势推动美国向右转。经济上则着力于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以扩大消费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

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转型，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国民经济总产值从1980年的6.76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9.39万亿美元。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决策体制有效且其具有制度化的妥协机制。这个妥协机制在面临强大外敌时尤为敏感和高效。

其结果是对外整合了与盟友的关系，对内克服了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行整体调整，使美国能够率领联盟体系把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拧成一股绳，凝聚起来“遏制”苏联。

回顾历史，美国“赢得”的冷战并非是军事上的胜利，今天的俄乌冲突表明俄罗斯仍然能够和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军事上的对抗；冷战也不是政治胜利，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击碎了“历史终结”的幻觉，“华盛顿模式”没有一统天下。

美国“赢得”冷战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大阵营的“零和”对抗中，把自己和盟友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拧成一股绳，最终在经济上压垮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通过“政治叙事”的构建夺得了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