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联邦制度下的美国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力，社会的高度分裂使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不协调甚至冲突的现象越来越多。

比如特朗普诉讼案中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不同的立场，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边境问题上的对峙等。

这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基于“政治认同”分裂而导致的政治上的势不两立，进而使得大选的结果更加依赖选举人团制度而不是整体选票的多寡——在全国赢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仍然有可能输掉大选。

4.哈里斯本人除了其个人操守有瑕疵之外，难以摆脱“拜登替身”的选举形象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要提出有别于“拜登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但哈里斯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知识、历练和曝光度都明显不足。

而且，她依然是拜登执政团队的“副总统”，如果提出新的政策主张，不仅有和自身执政团队“冲突”的风险，而且在政策极化的环境下很容易“两头不讨好”。

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除了在“堕胎”、“购房补贴”和“减税”等单项议题上表现出较激进的立场外，至今仍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系统的政策主张和建议。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资料图：新华社

5.哈里斯的竞选伙伴沃尔兹也并非无懈可击。

2020年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并引发全国性的爆发抗议和骚乱；2024年初和8月明尼苏达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大火导致多人死亡。在这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中，作为州长的沃尔兹被认为优柔寡断，应对失当。

并且，沃尔兹在移民和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开放甚至激进，易于受到攻击。

因此，目前看来，2024年大选局势依然对特朗普有利。

关键在于：

第一，特朗普团队与共和党建制派能否（最终）达成妥协，团结一致，并有效屏蔽以布什家族和切尼家族为首的共和党建制派利益集团对特朗普的“杯葛”；

第二，特朗普竞选团队能否有效“管控”（manage）特朗普，特别是限制其口无遮拦地“信口雌黄”；

第三，充分发挥和利用万斯的攻击性，但要适当压低其在政策主张方面的姿态，把“场面”完全让给特朗普。

毕竟特朗普的个性更适合做挑战者。在没有任何执政包袱的情况下，特朗普“不择手段”的攻击将更为犀利。

而且，他只要在三个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赢下任何一州，便胜券在握。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对美国而言，这次大选最为危险的局面是哈里斯以微弱优势获胜，尤其是在总票数不占优而是靠选举人团的微弱多数获胜的情况。

如果出现这样的大选结果，美国极有可能发生“内乱”——这正是近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内的有识之士最为担忧的局面。

美国白宫资料图：新华社

三、特朗普在新任期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特朗普/万斯能够如愿进入白宫，将给美国带来历史性的转变（至于这场转变对美国是祸是福，则另当别论）。

首先，特朗普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美国，因此，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使自己“再次强大”。

在此之前，美国没有必要、也无力承担一个“霸权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但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国内——这其实是很清醒的认识。

因此，特朗普的政策主张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杰克逊主义的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

必须强调的是，特朗普从未主张脱钩断链，而是要充分利用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在维持美国的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的基础上，以大幅度加征关税为筹码，逼迫外部世界、尤其是主要制造业大国（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让美国再次强大”纳贡交税。

第二，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万斯团队明显要将所有的压力聚焦于他们认为是主要对手的中国。

为此，他们不惜决绝地停止俄乌战争。因为他们明白普京愿意和谈的两项基本要求中的第一项——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是可以满足的；而第二项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占有的合法化——是可以通过谈判而拖而不决的。

而誓言“不让普京赢”的欧洲、尤其是西欧主要国家的真正诉求，则是有效阻断“俄罗斯威胁”——普京不越过第聂伯河向西侵犯。

在特朗普看来，这一点亦可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make a deal）。如果特朗普重入白宫后能将以上两个战略要点付诸实际政策，对中国而言，既有机遇，更可能产生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