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美国应退出北约和联合国。”

2025年3月1日，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领导人埃隆·马斯克转发了一条呼吁美国退出北约的帖子，并附上“我同意”。

马斯克在一条呼吁美国退出北约的帖子下写道“我同意”。

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李也呼应此观点，称北约是“欧洲的好买卖，但对美国不公平”，他认为美国的资源被过度用于保护欧洲而非自身利益。

尽管特朗普本人目前并未明确支持退出北约，但他也曾多次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它们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远超当前2%的目标），并威胁盟友若“不付账单”，美国将考虑退出北约。特朗普认为美国承担了北约近2/3的预算（实际美国贡献约15.9%的直接预算），因此他强调“美国优先”，主张欧洲应自主承担防务成本。

近期美乌会晤的跌宕起伏，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舆论和欧洲国家对北约内部协调的担忧。因此，德国候任总理默茨质疑北约能否维持现有形式，声称德国拟修改宪法豁免国防支出的财政限制，并呼吁欧洲构建独立防务能力。欧盟也已计划放宽预算规则，增加国防开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敦促乌克兰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以维持联盟团结。

2月28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时场面失控，导致空手而归。

有专家分析，美国是否退出北约需国会批准，而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部分议员仍支持北约。2023年一项法案规定退出需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所以目前阻力较大。而马斯克的表态可能是试探性的，具体的政策动向尚不明朗。

特朗普政府通过施压盟友和释放退出信号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试图重构北约责任分担机制。尽管短期内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较低，但此举显然已加剧北约内部裂痕，欧洲也正加速防务自主以应对潜在变局，北约的长期存续问题确实正在面临挑战。

回顾历史，北约成立于1949年冷战初期，诞生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特殊国际格局之下，其建立初衷是“应对苏联威胁、保护西欧自由主义国家”。北约以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通过军事联合与合作，试图增强防御能力，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维护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

几乎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防务战略都以围堵苏联及其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为核心，通过集体防御机制、军事训练和技术合作等手段，在两大阵营对抗中谋求军事优势，确保西方阵营的安全与稳定。作为西方世界的军事与政治联盟，北约不仅是对抗苏联的重要工具，也是西欧在美国支持下协调利益、维护价值观的机制。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两极格局瓦解，北约赖以成立的安全威胁已不复存在。许多人认为，北约的历史使命已然结束。然而，北约非但没有转型或收缩规模，反而通过持续的东扩行为，打破了冷战后的欧洲安全平衡。这种扩张不仅直接威胁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安全缓冲地带，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信任危机与安全对抗，还恶化了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使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尽管北约在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持续扩张已与当前国际格局的现实需求脱节。不仅未能促进地区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反而因其扩张政策和内部矛盾，成为潜在的不稳定源头，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复杂安全挑战。

一、冷战时期北约的历史功能与其使命的完成

1. 北约的历史使命：应对华约，维持欧美安全体系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标志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正式形成，与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构成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核心架构。北约通过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将成员国安全利益捆绑，突破了传统军事同盟的临时性特征，构建起制度化的“安全共同体”。这一机制将西欧国家的安全需求与美国全球战略结合，为遏制苏联的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北约通过建立一体化指挥体系、标准化武器装备和联合演习机制，实现了军事能力的整合。1954年采纳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将核威慑纳入集体防御框架，形成对华约集团的战略制衡。在柏林危机（1948-1949）中，美英法三国通过“空中走廊”打破苏联封锁，加速了北约的成型。古巴导弹危机（1962）则展示了北约在核威慑中的作用，肯尼迪政府通过集体安全承诺协调盟国立场，最终迫使苏联撤出导弹。  

经济上，北约与西欧经济复兴形成了协同效应。马歇尔计划与《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将军事援助与经济重建捆绑，推动西欧工业体系恢复，为北约的防御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安全—经济”双轨模式，不仅构筑了物理层面的“铁幕”，更塑造了西方阵营的价值认同与利益共同体。柏林危机中的战略空运与古巴危机中的核威慑博弈，彰显了北约机制在应对系统性危机时的韧性与整合能力，使其成为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核心架构。  

2. 后冷战国际环境转型与北约的战略悖论  

1991年苏联解体与华约解散后，冷战两极格局终结，但传统意识形态对抗的消解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权力真空、地区冲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北约在失去传统对手后陷入战略定位困境。北约选择通过东扩重构地缘政治版图，但这一过程反而暴露了其“扩张性生存”的悖论。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因安全焦虑与身份认同需求主动寻求融入西方体系，北约则以“民主扩展论”为外衣，将东扩塑造为“欧洲完整与自由”的工程。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捷克，2004年纳入波罗的海三国，北约成员国从16国增至30国。这一进程被视为巩固美国单极霸权、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工具，但其本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尽管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承诺避免在新成员国永久驻军，但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前沿部署直接触犯俄罗斯“红线”，为后续冲突埋下隐患。  

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威胁呈现非对称性与多元化特征，但北约的应对却陷入功能泛化与战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实施空袭，虽迫使南联盟屈服，却开创了“人道主义干预”先例，加剧国际法的碎片化。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首次启动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但阿富汗战争暴露了其能力短板。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北约“工具箱化”，欧洲盟国因战略目标分歧导致行动陷入“使命蔓延”与“合法性危机”。  

北约东扩与功能泛化未能有效应对新兴挑战，反而激化与传统大国的矛盾。2008年俄格战争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揭示了北约“过度延伸”的地缘风险。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视为生存威胁，通过强化核威慑与“混合战争”手段反制。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则是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安全诉求长期对抗的总爆发。北约通过军援乌克兰实施“代理人战争”，却无力阻止冲突外溢与全球能源链震荡。  

因此，北约在后冷战时代的存续，体现了国际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但其战略定位始终困于“敌人缺失”与“威胁创造”的悖论。东扩虽短暂巩固了西方地缘影响力，却以牺牲战略稳定性为代价，制造出新旧交织的安全困境。

资料图：NATO官网

3. 北约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符号化与战略必要性消解  

冷战后北约的持续东扩，本质是对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而非基于现实安全需求的理性选择。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加入北约的进程，体现了北约从军事同盟向政治共同体的异化。这些国家的“入约”诉求更多是借北约身份完成“脱俄入欧”的政治认证，而非应对实质性军事威胁。事实上，1990年代中东欧国家的军费削减已表明其安全压力有限，而北约东扩的真正驱动力是美国试图通过这个“民主俱乐部”巩固冷战胜利成果。  

北约在后冷战时代的军事行动进一步验证了其功能失调与战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战争开创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军事干预先例，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北约因成员国立场分裂陷入“功能性瘫痪”。2011年利比亚军事干预中，欧洲盟国对美军后勤的依赖暴露了其自主防务能力的缺陷。  

此外，北约东扩制造了“自我实现的预言”。1999年吸收中东欧国家后，北约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2016年启动“增强前沿存在”计划，在波罗的海驻军，直接刺激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与2022年俄乌冲突，正是北约地缘挤压引发的大国对抗。这种通过制造“俄罗斯威胁”维系内部团结的逻辑，导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印证了联盟扩张引发对抗的理论预言。  

当今北约的存在价值更多体现在成员国身份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非军事效用。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入约”到乌克兰危机的安全困境，北约的制度扩张与战略透支，正在侵蚀其合法性根基。当军事同盟异化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其存续必要性终将消解，最终沦为冷战遗产的“僵尸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