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固然复杂，中国的方向是明晰的。我们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确保迈向强国的进程不被中断，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被阻挠。大的选择已经做出，一系列次级选择和操作均需与之匹配和协调，其它所有利益和目标均应服从和服务于大的目标和方向。

美国现阶段对中国疑虑和竞争性上升，同时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或缺的合作需求，是中国必须长期打交道的对象。美国作为霸权的衰落可能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作为世界强国仍有明显优势，对世界的金融、通道乃至信息等关键元素仍有相当的掌控力。这个现实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典型外部条件。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和努力维系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此基础上改造其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应对与美国的博弈亦是需要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的。靠妥协难以协调出合理的中美关系新态势，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维护核心利益和关键利益，通过斗争防范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斗争中推动形成新的交往范式，争取实现和平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竞合”关系。

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既是最大、最重要的邻国，也是目前在全球舞台上最可倚重的战略协作伙伴。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主席今年6月访俄正式宣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我们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赋予两国关系更宏阔的内涵，不断开创合作新局面，这包括在“大安全”理念下将支持对方的发展道路提升到政治安全合作的高度，也包括深化经贸关系和军事安全合作，使双边关系有更强劲的表现。

中国国际关系的根基在周边。中国要在国际上发挥大的作用，首先需要有能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需要不断增强在周边外交中的主动性，更加积极地参与亚洲事务，尽可能多地争取伙伴，以亲诚惠容的实际言行赢取人心。在经贸和安全等方面，制定处理分歧与矛盾的规则和机制，以便于遇到重大问题能有效共同应对。升级“一带一路”推进模式，例如，在处置纠纷的法律框架、环境保护的共同标准和处理债务的协调方式等方面，与相关方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更多的民生、民心工程和公共产品，加大周边合作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倚重和认同。

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内和平崛起的，因此有责任维护之，但也要直面现行秩序不公正、不合理和滞后于时代的方面，积极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凭借自身天然禀赋和后发优势，应能扮演更重要角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为经济全球化赋能，最终将世界旧的霸权体系转换为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建繁荣的的新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新科技的兴起，中国要勇立创新与应用的潮头，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范和规则制定，努力促使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造福于人类共同福祉，而非加剧恶性争斗。中国只有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多实际贡献，才能印证“中国越强大，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越有保障”的道理。

我们也需做好政治和政策上的国际传播，更好地维护和提升自身国际形象。需要超越传统思维和方式，提升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学会不仅多做还要多说，不仅做好还要说好，培育和提升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动员能力。需要激励国际思维，扩大国际视野，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上来，增强大家对国家总体目标和外交大方向的了解和认同。在国际上更好地解释和说明自己，给世界稳定的预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取更多理解和支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应是多层次的，除了官方交往，有必要动员国内各类力量广泛参与，及时主动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

当今世界仍处于两极格局瓦解后、多极格局确立前的漫长过渡期，风险和挑战高度集中。但中国毕竟是这次变局的主要牵动力量之一，在对冲风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意识。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关键期，中国崛起的大势是任何国家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只要我们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战略智慧，就可以把握住世界格局转换的正确方向，开启中国能够参与其中并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新的全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