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述财政政策时指出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而今年改变为 “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今年还提到了“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等等，对于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您有何观察？明年会不会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大年？

向松祚：政府的政策，从经济学上来讲，可以理解为“直接的政策”和“间接的政策”。所谓“直接的政策”是马上能够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的政策，主要就是政府投资。所以，财政政策是非常直接的政策，特别是用财政资金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是非常直接的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说明了财政政策的紧迫性。

我们通常讲有三大类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政府能够直接发力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能够直接发力，因为国有企业本质上能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政府可以直接让其投资。

我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在我们整体的负债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虽然有空间，但是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理想。一方面，我们的财政在有空间的情况下也不能大规模地搞财政赤字，另一方面，经济学也一再证明，政府投资对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有限的。尤其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在整个投资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要想办法激活民营企业的投资，因为在制造业的投资里，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比超过80%，房地产投资也是民营企业占的主体。

所以，明年可以肯定是一个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的年份，也可以讲是一个“大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投资可以撑起整个经济的增长，可以稳住整个的经济增长，它所起的作用重要但有限。

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是科技创新和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是企业家精神与活力的勃然爆发和持久发挥。因此，要稳增长，实现持久增长，必须从更基本的政策出发，尤其是如何妥善保护私有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观察者网：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货币政策相比，会议对货币政策描述由“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转为“灵活适度”；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等内容去年也未提到。对此您有何解读？

向松祚：无论是从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还是从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来看，这些年我们的货币政策总体是比较宽松的，至少不能说是一个趋紧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现在货币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从总量上我们不能再过度依靠货币和信贷的宽松，因为现在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合理适度”，我认为是希望货币政策能够结合信贷政策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和宽松，“合理适度”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合理适度。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要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让信贷资金能够流入到我们希望鼓励、支持的行业里去，而不是搞货币政策的全面普遍宽松。以房地产信贷政策为例，虽然降准，但是对于大多数高负债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它们已经没有能力再获得信贷。

但是，我也认为，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包括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的效果有限，它的负面效果必须要高度重视。

观察者网：这次会议在区域政策领域强调，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这是否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将迎来重大政策利好？

张燕生：我相信肯定会是这样。真正的利好是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找到走出东北发展困境的新思路，从而帮助这个区域东北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样才是资源最大的利好。

丁一凡：中央连续好几个5年计划都在想办法帮助东北振兴，但近年来东北经济并没有很大起色，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

东北的是最早搞工业化的地区，它的基础设施很好；这里过去的人力资本也非常好，有很多的技术工人、工程师，还有很多高校。它本来应该什么都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东北的人口外流非常显著，这样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我觉得东北首先要解决治安问题、扫黑除恶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出台一些鼓励政策，把人才吸引过去，或者把当地流失的人才吸引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