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的最核心问题是风险控制。传统风险评估是一门玄学，因为可能的交易对象实在太多，必须用某种流程来控制风险，个别天才的灵感难以体现在流程中。这带来了巨大的“程序性”麻烦：没有人手，只能僵化处理。总结了无数血的教训，金融交易仍然不时爆雷。

互联网通过丰富的渠道数据、自动化高效汇总处理，在风险控制上可信地取得了突破。只要数据够多、算法够细致，就可以实现靠人绝对做不到的风控水平。实际上算法并没有太大难度，“金融科技”无非就是并不出奇的代码，主要还是要有数据。互联网渠道促进了交易，还留下了数据，这是一个革命。传统渠道的数据统计是个灾难，统计局吐槽无力。

有时互联网金融给人以“不靠谱骗钱”的印象，那是因为渠道被用来骗钱，而不是用来控制风险。通过监管解决这个问题不难，意识到位就可以了。

三．互联网社会主义的运行原则

通过前面两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互联网的社会主义，只会是初级阶段。

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升级。互联网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来管理，而社会主义也要进化成基于互联网的高级阶段。

1. 第一个原则：互联网是“社会主义基础设施”

互联网平台不是一般的企业，是影响巨大的特殊企业。要像传统基础设施相关领域那样，把互联网做成另一个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天下的无敌武器。

这是大有希望的，但又不是自然演化就行的，需要有意识地“顶层设计”。不应该用防火防盗的监管式说法，而是给任务，委以重任，不时评估任务的初心，注意纠偏。

互联网反垄断，如果是为了防止形成垄断集团，只是过去传统思路的延续。对互联网反垄断，是为了把握大方向。互联网具体是不是垄断，如果在过去的框架里扯，只会空耗律师费，根本扯不清楚，或变成权力压服。中国的水电煤气电信是不是垄断，这根本扯不清，就不应该这样讨论问题。

可以放过一些模糊条文，不要纠缠技术细节与语文，按“第一性原理”进行效果评估。能够帮助社会主义升级的就是好的，阻碍社会主义升级的就是坏的。

互联网企业的资本以及企业员工，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沟通。互联网企业老总们社会影响巨大，但如果因为监管风向变了，就变成反面人物，这样翻云覆雨，阻碍的不只是企业发展，还有社会便利和人的进步。

缺的是沟通、升华。官员们、学者们、老板们、员工们，一起和谐地学习讨论，将互联网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一定能发现美好的互联网社会主义新世界，并亲手把它建设出来。

互联网平台，将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社会主义应该是选择丰富的，而不是单一呆板的。并非不要钱，但最好普惠，物超所值。这是可以实现的，海量的人口与超牛的生产力，能够生产巨量的实物与精神产品。在互联网社会主义，这些产出被高效地分配给消费者，让中国变成世界羡慕的，既有高效率又多彩多姿的社会。

2. 第二个原则：互联网是正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渠道革命

互联网渠道，不断取代传统渠道，这个事不仅没法避免，还应该加速推进。互联网渠道提供更多选择，还有更多数据，优势是碾压性的，技术性地观察，没理由不加速发展。

但是渠道革命，当然需要是正面的。什么是正面的，就需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来评估。

渠道革命，不能搞成计划经济式的僵死，需要市场经济式的高效率。具体手段是开放的，并不是说市场就比计划强。不断优化提高效率，这本就是互联网代码与算法的拿手好戏。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有能力让世界看到，什么叫持续迭代优化。将世界上的关系建模之后，优化进程会以惊人的迭代速度，迅速改造社会。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而是算法与逻辑的胜利。计划与市场放一边，show me the code。

中国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国民心怀主义，就不那么自私。不是说自己的钱捐掉，而是不那么矫情地搞“隐私”。如果个人数据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那么交出去有什么不好呢？都不交真实数据，最后算法空跑，迭代靠的是虚假刷出来的假数据，互联网反而会被扭曲。

这方面不能一味学习西方搞数据保护，弄得好像互联网上全是坑。有坑给它填掉，要让互联网像中国社会一样，治安良好，人们安全感爆棚，自由自在地随风奔跑。

互联网治理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抓互联网治安，扫掉一些和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的渠道。现在互联网是有监管的，但是重点似乎偏向一些规章制度，自查自究免得影响平台运行。其实有很多在互联网中钻规则漏洞，生财有道薅羊毛的行为。

这方面中国是有反面教训的。一些唯利是图脑子活泛的“人才”，为了导流，做了不少无底线的事。渠道变现的手段非常多，如果不在圈里，很难想象。

例如，疫情初起的时候，很多人在微信里搜“买口罩”。有人紧急注册“买口罩”公众号，一搜就出来了，里面提供电话联系信息，就成了流量入口。不是说这个不对，而是说互联网上的事有时超乎想象。

再例如，有人把抖音上的视频稍改改搬到微信的视频号，引流收入就很高。这类抄袭行为绝对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序良俗，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这需要多个平台配合，有一些技术难度。如果渠道革命变成了抄袭横行，那就是没管好。

其实大平台的渠道监管倒是较容易出成果，问题不大。只要不忘“互联网社会主义”的初心，又有广大用户、政府机构帮助提醒，待遇好、人才众多的大平台怎么可能不成为社会主义的优秀标兵企业？

大平台的资本把道理想通，不纠结家长里短谁有理的条文细节，不搞资本主义式的“契约精神”诡辩，拥抢互联网社会主义。振奋精神通过渠道建设努力改造社会，这本来就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精神内核。

3. 第三个原则：互联网社会主义以控制“信息不对称”为公平基础

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公平，而且这是群众特别看重的原则。有些社会精英知道效率优先也很重要，但是理念发生冲突时，显然公平更容易成为大众选择。

传统资本主义渠道大搞特搞“信息不对称”，扩大信息优势，成为贫富分化的根源。互联网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有效控制“信息不对称”，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

这方面需要有基本认识，有些“信息不对称”是内生的、不可消除的，如卖家通常对成本比买家更清楚。追求绝对公平，绝对的“信息对称”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好处。原则上应该是，控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要让其恶性发展；接受自然的不对称，不要像“信息上帝”那样强行去干涉市场博弈。

渠道利润分成博弈，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则上不应该干涉。但是渠道建设需要自由，不能人为堵掉造成垄断。

苹果的垄断是不好的，不应该借口安全，不允许官网或第三方渠道安装APP。公平的做法是，苹果可以审查安全性，收费审查、发布安全编程规范、禁止不安全操作，但应该放开平台。苹果的做法会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用户没有办法接触到信息，只能经苹果的特别通道。即使用户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信息，这信息质量也大降，因为还是没法自由安装，除非不用苹果平台。

中国平台的突出的问题是“大数据杀熟”，这会极其严重地恶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平台本来应该公布公允的市场价格，赚取合理的渠道利润，正如大多数企业做的那样。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对用户画像，同一商品给出不同价格，这就是虚假信息了，是最严重的恶化。

什么是“自然的信息不对称”，什么是“恶化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水平。

“大数据杀熟”这类问题，原代码级别的监管应该不难找到证据。把互联网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讨论清楚，相关的监管手段就好名正言顺地推出。

以上三个“互联网社会主义”的运行原则，还比较粗放，需要业界人士、有识之士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索。但是中国已经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有望率先实现基于比特数字的先进社会。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并不是在喧嚣过后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而是暂时停下来进行总结，之后更有目标有方向地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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