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为了避免没有研发和购买能力的欠发达国家出现无疫苗可用的情况，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免疫联盟联合推出新冠疫苗分配机制（COVAX Facility）。全球组织是否应该在疫苗采购上采取更积极的做法，确保一些欠发达地区也能够获得一定量的疫苗供给？

查道炯：在谈疫苗的数量之前，任何国家不论贫富、任何国际组织，都必须做到一个前提，那就是疫苗的安全有效。而安全和有效并不完全关于科技是否发达，而是必须要对症。已经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对疫苗的有效性就是一个挑战。

如何才能做到对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从我所能读懂的一些有关疫苗而且硬科学知识要求不高的文献看，疫苗的设计与实验室已经采集到的病毒、血样高度相关，也与对接种对象的基础病情况把握相关。但被纳入研发的样本毕竟有限，所以疫苗要做到接种者所期望的100%“对症”，需要得到使用过程的检验。

如果说国际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应该保障疫苗的普遍适用性。如果某个国家有疫情，但没有疫苗研发生产、没有检验检测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能力，那么国际机构就应该来做这件事，出手帮助这些国家检验疫苗是否适合该国，从而实现我刚才所提到的对症性。

据挪威药品管理局网站2021年1月14日消息，挪威出现了23例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事件。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3名挪威死亡病例均为免疫力低下的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是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BioNTech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视频截图

我们国家在此次新冠疫苗的研发过程当中，国际合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与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了新冠肺炎疫苗合作，一共在18个不同的国家做了二期三期临床试验，包括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巴西、土耳其等等，这就是在检测和检验疫苗是否适应不同人群。这也是开发疫苗所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有更多国家的疫苗生产商像中国这么做，在尽可能多的国家进行二期三期临床试验，那么它们也可以更好地应对疫苗的适应性挑战。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非常积极地在提出要为别的国家提供疫苗，比如说印度总理莫迪在1月9号的时候就讲过，说印度“已经做好了拯救全人类的准备”。

查道炯：印度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第一，印度在全球疫苗供应特别是廉价疫苗方面，生产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印度的血清研究所在全球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二，印度有独立研究研制新冠疫苗的能力。

第三，印度的知识产权法很特别。一方面，印度的专利法规是在1970年代初颁布的，比1994年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条约（TRIPS）要早二十多年。印度的司法制度在处理与外国厂商的知识产权纠纷时，往往坚持国内法优先。另一方面，印度在生物医药的专利保护和生产方面，更多地强调基于病患的支付能力而不是满足专利所有者的发明利益保障诉求。TRIPS实施以来，印度多次采取“强制许可”，允许国内药厂生产专利期内的产品。因为提供了廉价的药品，印度的立场，在国际场合，得到很多穷国的声援和支持。

实际上，在2020年10月，印度和南非就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请要将“强制许可”使用于新冠疫苗的生产，这个提议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还没有被通过。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印度这次能不能实现目标，还不好说。

不过，虽然印度在新冠疫苗的产量方面，确实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但其国际公益的绩效还是要回到一开始讲到的安全性、对症性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印度媒体报道称，印度将以“捐赠援助”的方式向不丹、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和塞舌尔提供新冠疫苗。可是如果疫苗不对症，打下去人出了事，该怎么办？这就像给路边无家可归的人低价、甚至免费提供质量不过关的面包，吃了可能死得更快。疫苗不是便宜就好。

观察者网：但是人在绝望之下，可能真的会选择去吃毒面包。这可能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道德困境。

查道炯：没错。反而言之，如果要提供对症的疫苗，那就要涉及价钱，需求量如此之大，谁也不能逼着厂商免费提供给穷人，厂商也会垮。

对疫苗企业而言，一款疫苗生产不生产，生产到什么程度，第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销售收入保障。钱不到位，这项工作是搞不下去的。

所以在当下疫情背景下谈疫苗议题，根本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这背后有利益、有道德、有规则规范，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最终还是落在一个国家对疫苗的研发、生产、认证、检测、包括财政等方面的能力，也就是国家实力上。

而且疫苗不是口罩，有需求要得到满足，但没有存货的必要。新冠疫苗接种，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公共财政负担，老百姓还是有不愿意接种的，再好也不能全民强制接种。这也是新冠疫苗在全球抗疫中能发挥什么程度的作用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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