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新冠疫情以来，疫苗一直成为各国的一个“争夺点”。首先想请你分析下，新冠疫苗和普通疫苗之间有什么本质性区别？

查道炯：当然有区别。

第一，一般情况下，一种疫苗从开始研制到批准上市，所需投资可高达10亿美元，需要10-1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大约15年才会开始在人身上使用。新冠疫苗虽然已有多款上市，但都是在应急使用阶段，其安全性、有效性、反应性都有待进一步检验。

第二，已经感染新冠病毒以及有感染新冠风险的人特别多，需求量非常大，而且这种需求是同时发生。无法像普通疫苗审批那样等待。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史无前例，但受伴随国际旅行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国与国之间、专家和研发人员团队之间的日常交流、相互的切磋、检验活动却相对困难。大家都在摸索从事疫苗研发这项任务。研制疫苗的国家之间、需要疫苗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跟平时不一样。

观察者网：既然需求量这么大，又是全人类都面临新冠疫情的威胁，您觉得新冠疫苗是否应该具有公共品属性？

查道炯：原则上，新冠疫苗应该按照公共品属性来生产、分配、使用新冠疫苗。

不过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公共产品这个词是从英文过来的一个错误翻译，英文当中更多的是把疫苗作为促进国际卫生健康状况发展的公共品，英文叫“Public Good”，没有国际公共产品这样的东西。

公共品不是免费的，也不是低利润的。中文的“公平”一词在国际上其实可以对应两个概念：一个是均等，英文为equal/equality，也就是不分国别与支付能力，按照产量与人口比例分配疫苗；另一个是按比例，英文为equitable/equity，也就是考虑各国对疫苗研制和生产的实际贡献程度进行分配。

观察者网：您觉得当下全球疫苗的生产和分配，是否做到了让新冠疫苗成为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物品呢？

查道炯：目前仍在努力，现在还不好说是做到了还是没做到，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就像在平时一样，病人需要吃药，医院提供服务，有一些是有偿的，有一些是无偿的；另外，药厂也要收回投资，发明人的专利利益要受到保护。这个议题背后牵涉的因素很多，各个环节的道理都成立。

观察者网：但是我们看到，按照国家人口计算，发达国家在疫苗订购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它贫困国家。

查道炯：发达国家这种超出其人口需求的疫苗订购做法，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不道德”。

2020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称高收入地区已包揽疫苗，上图为订购疫苗数量与人口比例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疫苗是打在健康的人或者说没有明显病症的人身上的，不像我们平时用的药品，适用对象是否愿意接种？用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但政府要做的是有备无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疫苗的成本，除了研发、生产、使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环节不为多数人所了解，那就是销毁。假如某款已经生产的疫苗不对症，那就要销毁。目前多款疫苗中，到底哪一款更有效？这也是订购新冠疫苗时要面临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所以，如果没有踊跃的订购，疫苗生产商就不敢贸然开始量产。疫苗的生产就像大飞机一样，没有哪家厂商会说我先生产几千架飞机，然后等着卖出去，因为前期投入特别高，如果没有人及时买，产品就会“生锈”，也承担不了偿还银行贷款的巨大压力。

而且疫苗的实际需求是随着疫情变化而变化的，假如疫情的结束比预想的早，再有效、再廉价的疫苗也就作废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拖延的时间都比较短，对应疫苗的研制也就戛然中止了。

总之，不能简单地将新冠疫苗的预先订购看成是“抢饭吃”。对于保障疫苗生产、促进疫苗研制的创新而言，这种竞争式的预先订购是必须的。

观察者网：如果发达国家订购的数量已经占据主要疫苗生产商的生产总量，那么到实际交付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发达国家垄断全球疫苗的情况？

查道炯：如果说疫苗生产商只按照已有订单量生产，那是会出现垄断。但如果厂商的产能或者生产的意愿超出发达国家订购的数量，其他国家也依旧可以买到。

同时，一些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也许诺过，愿意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前提下，拿出一部分捐赠给较穷的国家。如果它们真的做到了，那也不失为是在对促进全球卫生健康作贡献。这一点需要看到时候具体的执行情况，看这些国家是否能够说到做到。

另外，大量预先订购其实也存在风险。2009年的猪瘟（H1N1病毒）在墨西哥和美国更严重，波及到了一些欧洲国家，其它地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也很快生产了一款疫苗，也出现了目前这种少数富国订购一空的现象。订购是跟付款挂钩的。但那次疫情结束的比较快，那些疫苗就没用上，那些钱浪费了，生产的疫苗就被销毁了。所以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就没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