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一段时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凭借其接二连三的“创意”言论，成为东亚舆论热点人物。其中最惹人注意的，应该是他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些发言。

从韩国自掏腰包替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日本企业赔偿，到反对要求日本政府为战争罪行道歉，再到不顾北极熊团旗所在、为美军吹嘘长津湖战役的功绩，种种言论，即便是在其国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虽然有着历史和解、追求和平作为主基调，但这样的言论还是让人感到惊诧，以至于有网友调侃“难道大韩民国没有近代史的课程吗？”事实上，韩国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东亚近代史的学者也不少，只是他们的历史观未必能够打动政客。

到底什么是“历史和解”？怎样才能与历史和解？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言论？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略谈一二。

《日经中文网》报道截图

总有不能忘却的历史

所谓“忘记历史”的说法，在最基本的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广义上，“历史”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属于历史。因此，无论文理医工，任何学科都有属于它的学科史，每一个国家、民族也都会凝聚属于国与族的历史，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如此，忘记历史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正常逻辑。

不过，由于历史总归是人们书写的产物，记忆会有碎片，历史书写也难免会有遗漏。就此而言，某些历史片段的遗忘确实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片段都可以被遗忘，作为人类文明的共性之一，总有一些历史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被铭记的，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苦难。

如今名人写自传，总少不了讲一讲“艰苦奋斗”的发家历史，且不论真假，这种取舍就能够看出苦难经历在其记忆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民族与国家而言，苦难的历程也同样重要。在当代世界，几乎每个国家在书写历史时，都会浓墨重彩地讲述那些悲痛的事件，比如美国人的历史课本中一定会有珍珠港和“9·11”，英国人的历史书中必然会有伦敦大轰炸，法国人的课本中更是少不了德国人的身影。

在这方面，韩国的邻国日本堪称“典型”。

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经常在遗忘和记忆之间游走。比如，对于二战中侵略他国的内容，特别是屠杀百姓、掠夺资源、强征“慰安妇”这样的丑陋暴行，能忘多少就忘多少，恨不得全都想不起来；但是，二战中广岛、长崎上空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日本的教科书非但忘不了，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详细，恨不得大书特书。

都是过去的事情，为什么沉痛的过往注定不能被遗忘呢？

一方面，苦难往事既是过去的伤疤，也是当下的经验。

早在一千多年前，被儒家学者视为三代以来最佳帝王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总结出了“以史为鉴”的道理，惟有充分吸收曾经的惨痛教训，才能避免再次犯错、防止悲剧重新上演。正因如此，在如今欧洲高度一体化的格局下，各国并没有忘记二战时期侵略与被侵略的往事，反而在各种教育和活动中记录二战故事，用那段残酷的历史警醒后人。

另一方面，共同的苦难经历往往最能起到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效果。对此，学习过近代屈辱史的中国人应该都有感同身受的理解。

事实上，为了获得这种基于苦难的“加成”，侵略者也喜欢把自己包装成“受难者”。比如美西战争之前的“缅因号”事件，美国人抢先一步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成功催生国内的战争呼声。侵略战争中的日本更是此中老手，虽然手段总是不甚高明，但从柳条湖炸铁路，到虹桥开车闯机场，再到宛平城丢士兵，也都要给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形象，继而刺激其国内民粹情绪。

记忆、仇恨与道歉

既然苦难的历史过往意义重大，应该被铭刻牢记，为什么还会有人主动忘记苦难，而且不要赔偿、无需道歉呢？

按照某种解释，人家这是有面向未来的“大局观”，是不想因为牢记历史而深陷仇恨，进而耽误了当下的和平与未来的发展。

这种看似豁达的说法，其实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因为历史与仇恨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我们通常说的历史阐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事实陈述，二是价值判断。前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力图在不带有任何预设立场的情况下，呈现历史的真实风貌。后者则是基于历史事实，作出诸如好与坏、善与恶的评判，由于这种主观判断势必基于某种立场，因此基于历史的判断与理解是可以调整与变化的。

比如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暴行，对于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痛。直至今日，其种种暴行仍在被历史学者挖掘、揭示。但在今日的世界中，对于德国的仇恨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相反，由于二战后德国反思战争比较彻底，对于战争罪行的检讨与赔偿也相对更有作为，得到了更多的谅解。

时至今日，二次大战仍然是欧盟各国教科书中的必修内容，好莱坞的二战题材电影也不少，关于二战的纪念活动更是年年有之。但所有这些几乎都不是为了憎恨德国，反而是为了呼吁和平。可见牢记惨痛的过往，反而能够有利于维护宝贵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