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战略博弈带来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中美之间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体现在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战涉及的产业政策、科技竞争、经贸摩擦只是冲突的一部分，中美之间的博弈还扩展到了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各个领域。

2018年，就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改革的问题，中方与美方代表就在公开场合有过多次交锋。同年12月，在加拿大境内发生的“孟晚舟案”则是美国出于政治因素而采取的恶性竞争的行为。军事方面，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屡屡挑衅，不仅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还屡次派出军舰闯入中国领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进行挑衅，这种行为在 2018 年发生了五次，而 2019 年还未过半就已经发生了三次。美国在舆论上攻讦中国，却无视自己的行为对南海地区“军事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已经成了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常态。

特朗普上台后，还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在2017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表示“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坚定致力于提供台必要的防御军备”。2018年9月，美国更是批准了价值30亿美军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F-16战斗机和C-130运输机的战机备件。此外，特朗普还签署了国会递交的“台旅法”，允许美台两地高层互访。这些行为都是对“一中”原则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挑战。

在舆论上，美国更是鼓吹新一轮的“威胁论”，试图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孤立中国。

（一）销蚀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对经济造成重大损害

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在销蚀中美之间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打造和维护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基础，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这对中美关系将造成难以修补的裂痕。

事实上，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绝非完全基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意志，其反映出华盛顿中心权力背后的利益集团、政治家、战略团队以及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这对中国未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要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维护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是中国外交目前面对的最大、最急切的挑战。

然而，从战略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将是极为沉重的。中国的制造业从低端、中低端到向未来高端的持续发展，将决定 21 世纪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产业强国、科技强国和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未来的军事装备和战斗能力，说到底，也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尖端、科技创新是否不断领先、政府财政是否能够长期和稳定地获得巨额税收所决定的。美国现在所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大幅度降低对美国的高科技合作和投资，不惜让美国市场给中国“关门”，严格限制、甚至切断双方各个层次的高科技合作。客观地说，中美关系的“部分脱钩”已然发生。

与此同时，在中美经贸和科技关系至少将发生“部分脱钩”的状况下，中国的产业、经贸和科技发展能否在今天的全球政治中找到“替代来源”和“替代市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但这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出现的新变化，需要中国在对外工作中时时关注。首先是在发达国家中蔓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时伴随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地区。经济上，在经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经济始终低迷，就业、收入、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民众对于欧盟管控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满，开始推崇封闭的政策来增加本国就业机会、保护贸易利益和本土产业。在社会文化方面，尤其是“难民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移民、反对多元文化情绪，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色彩。在政治上，各个国家的保守势力抬头，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右倾趋势，且此类政策获得的民意支持在上升，更是有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开始活跃。不断增强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甚至将“去一体化”思潮推动发展为实践。2016年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思想和“反全球化”、“去欧洲一体化”的典型案例。

下一任英国首相热门竞争者鲍里斯·约翰逊  图片来源：IC photo

曾经引领区域一体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欧洲走向了反方向。这对于中国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施行形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些思潮和政策趋势不仅左右着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也会对欧盟的政策产生影响，可能会使得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被放大，比如贸易摩擦等。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浪潮客观上影响着世界格局，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对于积极融入全球体系、支持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更多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中国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二）影响中国与大国和区域合作关系框架，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压力

在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之后，中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大框架也将受到这股“再全球化”力量实质性打击吗？显然，由于和美国关系的恶化，中国与一些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考验，比如在“孟晚舟案”中扮演了协助者角色的加拿大，又比如在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的澳大利亚，以及将外交重心放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韩国等。一旦产生更剧烈的冲突，这些与美国有着利益相关的国家难免会被卷入纷争。与美国有密切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欧盟各国，尤其是北约国家，也在中美竞争中可能被迫选边站。

此外，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新重点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印度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存在地缘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其对华政策不仅受到中美竞争大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时候存在着基于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长期未解决的领土和主权争端也可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成为爆发的关键点。东盟各国在中美竞争中摇摆不定，针对南海问题想要长期建立的协调谈判机制是否能建立起战略互信的稳定基石？例如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还需拭目以待。

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  图片来源：IC photo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升温”与“降温”、合作与竞争、缓和与恶化之间的波动是常态。但由于中美关系质变的影响、全球秩序的大调整以及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今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和中印关系，今后最重要的挑战不是“第三方市场”如何合作，而是如何降低和化解“第三方势力”的冲击和影响。

（三）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长期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中国的迅速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参考模式，中国多年来提供的对外援助及合作项目促进互利共赢，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然而，项目从中短期来看，同样无法提供中美即便是“部分脱钩”带来的损益。

近年来针对倡议的国际压力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质疑，例如“债务陷阱论”和“地权政治工具论”。舆论上的负面评论多多少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思考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如何在推动对外援助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以实际行动反驳对“大国扩张”的质疑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固友谊，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再者，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一些极度穷困地区和冲突热点地带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有内政动荡、局部冲突、恐怖主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安全问题。政局不稳定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严重威胁到海外贸易投资安全，为对外发展政策也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在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如何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如何预防风险和化解危机，都是对外工作中的难题。

另外，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竞争扩大，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传统和新兴大国都参与到了海外战略竞争中，例如日本和印度准备共建“亚非增长走廊”，美国也出台了“新非洲战略”，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拉汉2019年6月1日在新加坡2019香格里拉峰会上也提出了“印太发展金融项目”，宣布美国的资金投入将从以往的29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第三世界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与潜力，同时也存在着极高的风险，更是大国竞争的舞台。如何在发展中建立真正具有互信互利基础上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如何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进步，如何消除外界的疑虑指责并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持续落地依然没有解决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