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结论1：中国华北人与日本人乃至朝鲜人——他们的远祖很可能是全新世海平面上升期间分别从其群居地东海滨海大平原西上至华北陆地、北上朝鲜半岛、东上至日本诸岛的人群——在O血型基因反映出较密切的亲缘关系，中国云南人及华南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主要体现在A、B血型基因的更密切的交流上。“这种基因交流可能要追溯到史前时期。但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史不及华北人与日本人之间那么久远。”¹¹¹

比较结论2：按A、B、O血型基因交流频率的综合比值看，中国人与朝鲜人有更密切的亲缘关系，尤其是华北人和中国云南人与朝鲜人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比较而言，朝鲜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较之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但总体上看，朝鲜人与中国人无论在体质特征还是A、B、O血型系统的特征上都表现出更强的亲缘性。

综合上述，汤卓炜教授最后得出结论：“东北亚地区的蒙古人种中，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之间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受地质、地理等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三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略有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A血型或B血型基因频率上。但是在古老的O血型基因频率的相似性上，反映出华北人、日本人、朝鲜人的同源性。”¹¹²

上述研究结论在18年后得到日本学者研究报告所佐证。2012年11月1日，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研究人员在日本《人类遗传学杂志》网络版上提供的基因分析报告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由日本列岛的当地居民绳文人和来自东亚大陆的弥生人不断混血形成的。

报告认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绳文人的特征是，成年男性身高不到160厘米，成年女性不到150厘米，面庞轮廓清晰，眉间（前额中央）突出，鼻根凹陷，眉毛浓重，大眼睛，双眼皮，嘴唇稍厚，颚骨发达。而来自东亚大陆（主要经过朝鲜半岛）的弥生人与绳文人相比，脸较长较平，鼻根扁平。弥生人的牙齿比绳文人大，身高也比绳文人高。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日本、中国、欧美等500多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数据。结果显示，现代日本人是由日本列岛的绳文人和主要来自东亚大陆的弥生人不断混血形成的¹¹³。

这一结论与日本学者田家康的结论不谋而合，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一书中认为：

在追溯母系系谱的线粒体DNA的种类比率上，日本人和中国台湾以及西南诸岛的人种之间存在相似点，由此可以证明日本人是从南方移居而来的。之后从绳文时代居住在东北亚的集团，又途经朝鲜半岛渡过大海来到了日本。在绳文时代之前的剥片和石刃等旧石器当中，有许多类似尖头器等与亚洲大陆北部的文化相关的物件。¹¹⁴

当然，在距今4万年前，还有另一支来自北方西伯利亚部族（尼夫赫族与阿伊努族）“在海平面下降时轻松地徒步经过库页岛南下到了日本列岛”¹¹⁵：

在最终冰期极寒期中，由于海面水位低下，人类可以从欧亚大陆北部徒步经过库页岛，或者取道西南诸岛到达日本列岛。但是，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日本列岛与大陆分离，绳文人被孤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¹¹⁶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蒙古人种从青藏高原出发的那次远征的足迹，其规模之大以至它几乎覆盖南北太平洋沿岸和南太平洋的主要陆岛，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后来进化为中华古人并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族群。而促成这次中华古人大迁徙的真正动因，当归因于第四纪全球性的冰川活动。冰川期的到来迫使这次大迁徙的蒙古人种在北、中、南三个方向中，更早和更多地选择相对温暖的南方路线，并由此对这些地区的远古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至于那些北上远至日本、北美的中华古人，其动迁时间也绝不可能仅始于旧石器晚期的柳江人，它可至少追溯到更早的云南开远-禄丰古猿及稍晚的元谋猿人时期。他们利用亚间冰期的气候回暖¹¹⁷持续北上。直到距今1. 65万年前，全球的冰川开始融化，大约在1万年前大理亚冰期消退，这为此间分布于华南华东的中华古人大规模北迁创造了条件，其中部分人越过白令陆桥到达北美。

细石器是随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兴起的。它是用间接打击法从一类形制的石核上制取细石叶，用于镶嵌作工具的利刃。华北细石器传统的细石核形制独特，工艺精致，反映了细石叶的部分生产过程，对于研究细石器的生产技术及其演化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旧石器考古学家盖培先生说：“可以肯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美洲人不是起源于美洲的，因为在美洲至今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¹¹⁸

盖培先生将20世纪70年代初在河北阳原虎头梁村附近发掘的二百多件楔状石核与美洲阿拉斯加的科布科河下游的阿克马克遗址发现的石核的类型及加工方法比较后得出结论：“华北与美洲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过密切的文化联系”，而“华北是楔状石核的发源地，美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从华北分布出去的”¹¹⁹。

盖培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上述观点得到考古发现的肯定。1985年，贾兰坡、陈淳先生发表《亚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通过对中国、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大量细石核的观察、对比和研究发现“北美西北部的细石器从类型、工艺来看与东亚、东北亚的细石器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化内涵显得单调，而且数量上也远不及亚洲地区的丰富。自北向南，形制工艺呈衰退迹象。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见有用两部器为荒坯的楔形石核，向南几乎全变为以角砾为荒坯，形制粗糙，台面也变修理为不修理，采用自然面为台面成为一大特点。”¹²⁰

贾先生将华北细石器细石核大致归纳为六种主要类型，发现其中以楔形、锥形石核最常见，数量最多，它们从东亚、东北亚经白令陆桥到达北美西北部，然后一直向南分布到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约北纬46°。最后贾兰坡先生认为：“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带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¹²¹

此外，生活在滇藏地区的中华古人的另一支从青藏高原北麓转东进入中国西北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土著融合后进化为西侯度、蓝田、北京、大荔人乃至整个仰韶文化的居民，他们共同创造了仰韶文化。吴新智等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与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相似。柳江人头骨与琉球群岛港川人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比其与山顶洞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更大。”¹²²

这部分从青藏高原北下转东的中华古人在东进的途中与沿南海、东海海滨平原北上或定居于此的中华古人共同创造了最原始的东亚文明，而后因海平面上升迫使从四面八方汇聚并生活在东海海滨广阔大平原的东亚古人被迫向周围高地疏散迁移，由此开始了东亚居民民族化的进程；在距今6000年前不断上升的海潮追逼下向西进入中国大陆的部分——蚩尤则是其中的重要一支，与由西而东并驻中原的部落先民——黄帝部落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迎头相撞并发生激烈的冲突。冲突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

余永梁先生说：商周民族在地理上分布显然不同。商是东方民族，发祥地是山东。¹²³

童书业先生说：原来古代所谓“中国”人其实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的代表是殷商，西支的代表是夏周。夏商周三代原是三个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东方，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或竟与淮夷为一族。¹²⁴

福建漳州平原由海积层和近代堆积组成，“14C测定年代2500~8000 B.C.”1989年12月，漳州莲花池山海拔24~40米的台地考古发现在晚更新世期间的数以百计的旧石器制品¹²⁵。此间正是东海南海海水上升完成期，争夺和迁往高地是这一时期古人们的主要活动，从这个活动开始是东亚古人的分裂和新的交融。

当然，我们说中华古人对东亚及乃至太平洋一些地区的影响并不是单向而是双方甚至是多向融合的过程。笔者主张吴新智教授于1998年提出的中国“人类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杂交使得住在中国的人群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仍旧能与其他人种保持在同一个物种内”¹²⁶，而生活在这“同一个物种内”的各类族群的总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化的最初胚胎。

事实上，当时到日本乃至朝鲜等的先民可能不主要是单方面从现在的中国大陆，而是从当时生活在还处于裸露状态的渤海、黄海平原的中华先民在海平面上升的推压下“大难临头各自飞”¹²⁷——四散登陆或登岛的结果；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生活在南海、鄂霍次克海甚至白令海等海下盆地中的古人中。这些从海底盆地四散登陆的先民，后来被海水完全隔开并由此形成了亚太各民族的先驱。

从历史的意义上看，今东亚许多民族本是一家，其“家长”则是中华先民。

三、在火的旗帜下：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初成

当历史进入约250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气候迅速变冷并出现地质史上规模最大的冰川活动。冰期极盛时，北半球高纬地区形成大陆冰盖，格陵兰冰盖覆盖了格陵兰和冰岛，劳伦大冰盖掩埋了整个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纽约、辛辛那提一带。欧洲将近一半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西伯利亚冰盖则占据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在我国，据李四光研究，相应地出现了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现代冰川覆盖总面积约为163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¹²⁸

从距今约180万年至约4000年前，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旧时器和新石器时期。其间中国古人的社会组织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

与此同步的中国气候的变化是由印度板块大陆的北向冲击导致青藏高原急剧隆起越过2000米以上[129]，这导致中国现代季风的形成。由于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冬季不再受暖平流影响，冷空气得以聚集成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印度季风因此与东亚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青藏高原的隆起进一步推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貌形成和由此阻碍西南暖湿气流长驱北进和北方冷空气因高原隆起而不能顺利南下与印度洋暖流交汇并形成雨水，只能集聚在西北内陆，这样便造成中国西北内陆受下沉气流控制并导致干旱和干冷。

从第四纪走出来的人类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距今2万～1.4万年，全球气候进入“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与现代间冰期气候环境反差最大的时期”¹³⁰。冰期最盛期时、陆地冰盖和海冰扩张、海洋表面温度降低，海平面大幅下降。这一方面扩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抗寒的难度。全球地表比现代低4～5℃ ，其中北半球低12～14℃。

当时全球陆地的1/3被冰盖，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120米¹³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低10℃ 左右，华中地区低8～9℃，而华南地区只低2～4℃。当时中国东部最北部的年平均气温达－15℃以下；陆上南北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差异达50℃以上。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今低10℃以上，西南地区低7℃，青藏高原低6～9℃¹³²。这时中国约1/3的边缘海面下降而成为陆地，西太平洋浅海大面积裸露，使得海洋对中国大陆的水汽供应量大幅减少¹³³。

不难想象，在进入第四纪冰川寒冷的压力下，向相对温暖的南方赤道方向迁徙将是更多的中华古人的明智选择。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抵御天灾的能力都不足以保证整个部落在短期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因抵御不住寒冷和大型猛禽的攻击而死亡¹³⁴；相反，那些因学会利用火的部落，则会在这场大灾难中挣脱出来并因此获得进化¹³⁵。

中华古人学会用火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至少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¹³⁶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¹³⁷。有了火，人类，尤其是生活在北纬30º以北的人类才能度过寒冷的冰川时期。西侯度人、蓝田人、北京人得以存活，无疑都是由于他们首先学会控制和利用火的技术。

在第四纪冰期，人种的延续与火及火种的延续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表明在当时火种保存能力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死存亡。

2015年3月，考古学家在山西沁水县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在2.6万年前的地层中有6处火塘和用火遗迹。有一个火塘保存相当完整，火塘中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除后，有一小浅坑，坑底的土壤已被烧红。火塘周围由拳头大的砾石围成石圈，石圈外围还有几块扁平砾石，这些扁平砾石就是石磨盘¹³⁸。这说明，在两万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山西沁水高地的古人类已具有相当成熟的保留火种的能力。

同年4月，在河北张家口泥河湾的考古遗址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位于周家山东坡一坍塌洞穴内，发现了近3米厚的文化层。其中很多用火遗迹，好几层灰烬，而且2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000多件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初步推断该遗址距今1万~3万年间，属于旧石器晚期¹³⁹。不难想象，那些专司保护火种的人与今天手握核按钮的人一样，在本部落中被奉若神明，始终保持着至尊的地位。

与此同时，火，就成了第四纪包括中华古人在内的北半球大部分部族的图腾并因此被纳入其审美视野，比如希腊神话中对普罗米修斯的赞颂，中华民族中黄（煌）帝、炎帝都被赋予“火”的尊位。而那由火神反映出来的原始先民对火的崇拜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大概均可追溯到第四纪末次盛冰期中华先祖对寒冷的恐惧及由此产生的对火的抗寒功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