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大变局的意义与中国经验

历史大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大凡能在其中独立自主者，方可胜出。独立自主——而不是所谓“不结盟”——是中国总能在每次世界大变局中化险为夷并占据主动的重要经验。

世界政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格局的转换。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出现过三次带有全局性的变化。先是大陆中心和海洋边缘地带双双上升并由此形成两个阵营的“冷战”时期。此间新中国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不仅由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还由于美国选择了蒋介石政权并对新中国施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日益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赫鲁晓夫试图联手美国并开始对中国施压，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在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的同时，持续在中国北方边境进行军事高压。这迫使中国与日益力不从心的美国双方有了战略合作的意向。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导致中国迅速向海洋边缘地带倾斜，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拉动了边缘地带的整体性上升。由此带来的联动效应是苏联的解体。基辛格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⁵⁰

现在回想起来，在苏联帝国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中国没有与苏联死绑一体——此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尚未中止，但苏联放弃承诺并布兵于中国北界——而是独立自主地选择了决定收缩的美国一方，转向了海洋边缘地带。与此相反，那些与苏联捆绑在一起的东欧诸国则与苏联同期陷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像东欧国家一样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死与苏联捆绑，这样也可能会得点好处，但结果会是像东欧国家那样跟苏联的扩张政策一起陷亡。

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忘记了两位罗斯福注重与大国合作和共享合作成果的经验，忽视了中国的战略价值，单枪匹马地独吞世界。2001年12月13日，美国正式宣布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抛弃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西面逼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与此同时，美国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展所谓“反恐战争”，在伊拉克失利后，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撤军，随后提出目标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东移”计划。与20世纪70年代苏联排兵于中国北方边界的后果一样，美国的逼迫使中国与迫切需要中国合作的俄罗斯联手。

由此对美国具有灾难性的事件出现了：2016年6月25日，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并于当天生效和实施《中俄联合声明》和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这两件事件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和苏联解体。其间，美国事实上已抛弃其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并将兵力集结于西太平洋，与此对应，中国独立自主地再次选择迫切需要与中国合作的俄罗斯。与苏联衰落并解体的原因一样，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用毛泽东“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⁵¹的判断是合适的，只要中国与俄罗斯深度战略合作的结构持续，以及中国不被美式新自由主义忽悠得阵脚自乱，美国及其主导的边缘地带的衰落大势是不会逆转的。战后世界大陆中心地带与海洋边缘地带政治形势的变动如下图所示：

由图可知，美国和俄罗斯的衰落与中国地位上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变化的基本特点。目前俄罗斯已基本渡过危机期，国力开始上升，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达到苏联时的国力水平，而美国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持续衰落。由此造成世界战略力量的失衡及世界政治天平中的中国“砝码”持续吃重。

可以预料，自英国脱欧后，欧洲统一进程可能出现逆转，或返回破碎状态。这样便出现了与20世纪90年代相反的政治形势：20世纪90年代是以苏联为核心的大陆板块的战略力量在整体瓦解，与此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则因中国的加入而整体性地抬升；21世纪始，美国的全球扩张造成大陆板块力量整体性地向中心地带即俄罗斯汇聚，其合力持续抬升，与此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却在整体地持续衰落。根据历史经验，这种“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形势可能要延续二三十年。这就给中国——条件是中国还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崛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下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相当从容的国际环境。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纪初进入新的肯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的是，那时的南北矛盾不仅没有消除，现在又出现的新的“东西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矛盾表现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但相似：不同的是它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扩大并深化为以俄国和中国为核心的力量大陆国家阵营与美国和英国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阵营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