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些标准来衡量，21世纪的美国帝国主义将“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不仅推至“极大的程度”，此时的工业资本还完全屈服于货币资本即华尔街金融财团的脚下，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已具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典型特征。列宁说：“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¹⁴列宁所说旧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

如果套用一下列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帝国主义即完全的金融帝国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高度融合的托拉斯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在21世纪初。1972年，石油美元的出现加强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实力，1992年苏联解体消除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外部威胁，由此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实现了其对实体经济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911事件”始，美国华尔街开始将金融资本的统治推向全世界，这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全球化”的实质。与列宁时代相比，这种优势已不仅仅停留在金融资本对“本国和许许多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的控制，在今天它已发展为金融资本直接对资本输出国——比如美国——的国家政权的控制。20世纪初的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现象在21世纪已倒逼进入第一世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1920年7月列宁在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¹⁵

由于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世界无产阶级的在这一时期的任务除了革命之外，又增加了发展的内容。发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这一时期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事业成败的“硬道理”¹⁶。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早期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¹⁷事实让，发展也不是仅请客吃饭，发展中也充满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¹⁸

无独有偶，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讲话中也有同样的意思，她认为苏联使西方“陷入困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西方国家要“制造其内部问题”以从内部破坏这种制度，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¹⁹

撒切尔接着说她在苏联内部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代理人：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²⁰

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

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²¹

果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轰然倒下了。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²²苏联垮台的教训说明，即使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即使在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²³

二 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古典的和“新型的”        

世界地缘政治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大体说来可分为新型和古典两大类。前者指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存在状态，后者指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地缘政治的存在状态。

（一）世界地缘政治的古典结构

“新型地缘政治结构”²⁴，是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²⁵的术语，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利坚国家崛起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存在状态的一种学理描述。在此之前至罗马帝国解体后的中世纪，中华政治曾是主导欧亚大陆政治的基本形态。若与斯皮克曼的“新型地缘政治结构”的概念相对应，我们可将中世纪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称为古典型结构。

在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欧洲已经破碎为多种力量平行和对等的多国政治，只有中国在欧亚大陆具有整体合力，中国因而成为世界的中心。用麦金德的话说，当时的欧洲历史只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²⁶。这时，特别是到了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简直就是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改革的参照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披露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曾是“倍加赞扬”，托克维尔以批评的语气说：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²⁷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东方”“亚洲”，在相当多的时候是“中国”一词的同义反复，黑格尔说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亚洲是历史的起点²⁸。西语“东方”（古法语、拉丁语oriens；英语Orient²⁹）一词，均与“珠宝”“定向”“目标”等意思相联系；而在西方人的东方观中，西方人长期无法征服的中国——与印度相比——则被赋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³⁰

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也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³¹马克思预言未来中国：“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FRATERNTTÉ（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³²即使到了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到中国还在为见皇帝时下跪与否纠结，只是到了19世纪，东方中心才逐渐为西方中心所取代，不过，那时的西方还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世界帝国地位发迹和完成于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