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李登辉被蒋经国推上国民党主席台后，他就卸下“统派”面具[14]，日益与“一个中国”原则渐行渐远。1990年5月就任台湾“总统”后，台湾地区的“台独”意识迅速放大。1999年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８月29日，台湾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李登辉治下的台湾，“统派”意识逐渐边缘化，“独派”干部队伍悄然聚集在他的周围，最终于2000年5月20日将台湾前途交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党魁陈水扁手中。此后，台湾分离主义迅速全面掌控台湾政权机关。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此后台湾强力行政部门逐渐为有“独派”背景的干部所掌握。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公开放弃曾承诺过的“四不一没有”[15]，宣布“国统会”[16]终止运作，“国统纲领”[17]终止使用。2007年7月24日，陈水扁发表“入联”演讲，称：“台湾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一省”。[18] 7月25日， 陈水扁表示:台“总统府”强力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及入联“公投”。[19]2007年11月23日，台军宣布准备从蒋介石曾决心誓死“保卫”的金门岛撤兵，从现有万余兵力裁减后可能剩下5000至7000人。[20]12月4日，陈水扁在高雄高喊“台湾国万岁”，并表示全民“入联公投”联署之后，还要发动“众神护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请妈祖婆、王爷公、天上圣母等台湾守护神，护持“台湾加入联合国”。[21]

难道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所谓“民意”选择？其实不然。

正如当年日本占领台湾可以制造出“亲日民意”，蒋介石治下的台湾也可以制造出“反攻大陆”的“民意”，那么，在“台独”派掌控台湾强力军政部门下的台湾，出现“台独”的“民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是马克思说得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2]今天盘踞并日益上升的所谓“台独民意”，正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在台湾推行“台独”政策的掩盖形式。

事实表明，从1990年李登辉被迫以“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以及2000年陈水扁以“四不一没有”虚假承诺上台，到2007年底酝酿的“入联公投”，已说明目前陈水扁当局的“台独”主张已从原来的被动和伪装的行为转为与民进党“台独”纲领一致的自觉选择；今天的台湾政治已与国民党时期的一个中国原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大相径庭。台湾政局与蒋介石时期相比已发生了质变，即由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内战问题延伸为国家分裂问题，由蒋介石时期的由于外部压力导致的被迫与国家暂时和相对分离，演变为台湾当局主动推动国家分裂的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1959年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政治默契条件暂告停止。目前的陈水扁已不再是以中国统一为己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而是以“台独”为“使命”的国家分离主义分子。

这个转变过程及其结果与20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及其引发的“西藏问题”十分类似，与此相应，我们也能从我们曾成功运用的“西藏方式”中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思路。

我们知道。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责成西北局讨论“经营西藏”问题并担负于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的解放西藏的任务。[23]1950年1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南局“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24]。8月23日，毛泽东提出以军事手段为依托即“于十月占领昌都”以“求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设想。[25]5月27日，中央同意由邓小平起草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十项条件。其中头一条就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26]。但西藏地方政府不仅不与中央政府真诚合作，反而还对中央进藏部队无故进行有武装的阻拦。这迫使中央不得不考虑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0月6日至24日发动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共俘高级官员20余名，此后，藏军主力基本歼灭。

军事胜利使西藏政治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藏人上层热爱祖国的力量加强。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及达赖上书中央，请求派代表赴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迫于内外压力，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压力，达赖地方政府终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17条协议”）。“可以说，在西藏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政府的方针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其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这种格局下展开的。”[27]协议签订标志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经营西藏”的实践为他后来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实现香港回归后平稳过渡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经验。

但是，“藏独”势力并不愿就此罢休。1952年3、4月，西藏拉萨发生了反对“17条协议”的“人民会议”非法活动。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分子，于1951年底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非法“人民会议”的名义出面，反对“17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独立”。1952年3月11日，这些人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的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4月1日，枪击西藏地方政府噶仑（委员）、西藏军区第一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他们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卖粮给进藏人员，妄图乘粮食补给困难驱逐解放军。与此同时他们向拉萨调集藏军，准备武装“起义”。后在中共西藏工委强大政治攻势下，达赖不得不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1955年2月，阿乐群等非法“人民会议”头目召集反动头人商议，决定在康区组织“起义”以达到“驱汉独立”的目的。该地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平息。4月22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筹委会51名委员中，除5名中共党员委员外，其余46名均为藏族。即使如此，“藏独”分子仍在煽动叛乱。11月叛乱活动扩大到昌都以南，但很快就为解放军平息。1956年11月，达赖访印，恐中央对藏实行改革，有不归之意。为了减少达赖不必要的担忧，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央对藏“六年不改”的方针；3月，中共西藏工委系统的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驻藏部队从5万减到2万。但中央政府的善意忍让和等待反使藏独分子视之为软弱并更加肆无忌惮，借机策动更大的叛乱。1958年5、6月间，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藏独”集团指示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山南等地，并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17条协议”，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月11日，叛乱集团非法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旗帜。3月23日，达赖一行逃抵子宗，召开“群众大会”，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3月31日，达赖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达赖出走后，留在藏区的“藏独”分子破釜沉舟，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独立”活动。3月20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政委谭冠三等共同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宣布反击。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3月24日，拉萨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对有重大罪行的叛国分子按国家法律予以惩处，11月，叛乱活动在全藏范围基本平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此，中央政府“经营西藏”中蕴含着的“一国两制”模式自然转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西藏地区的行政权力从形式到内容上更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为一体，西藏完全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正如20世纪90年代香港经验是50年代“经营西藏”的经验在国家统一实践中的创造性的运用的道理一样，50年代的“西藏方式”成功运用，可以说本质上也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创造的“绥远方式”在解放西藏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研究这一段经验也将从下面几方面对我们思考目前的台湾问题的解决及其方式选择有所裨益：

1. 毛泽东将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保证“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手段，这是后来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实践中的重要经验。

军事斗争不仅始终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根本保证，而且国家统一的程度与国家武装力量进驻的深度相一致。比较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签订后，由于中央政府实现在香港驻军，尽管回归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但与西藏“17条协议”签订后的数次武装叛乱相比，其回归过渡进程还是要平稳得多。同理，自从1959年中央政府完全进驻西藏后，西藏发展才基本进入平稳轨道。

我们知道，西藏和平解放进程充满着非和平的冲突，而化解这些冲突的政治攻势，正是基于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和全国基本解放的事实。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提出“经营西藏”的任务时就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估计“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28]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告诉西南局：“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29]1月10日，毛泽东又电告西南局“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30]。

尽管毛泽东提出“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即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毛泽东仍是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31]、“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32]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

可以说，1951年的“17条协议”的顺利签订是以1950年10月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前提的。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全局胜利的基础。而后来能够保证“17条协议”的顺利执行，也是以有充足的驻藏或围藏部队存在为前提。1950年6月9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人民武装”深入西藏的程度作为决定西藏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说：“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33]1951年底，西藏发生了反对“17条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34]曾担负“经营西藏”主要领导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收回香港谈判中不仅非常重视这条基本经验，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还汲取当年改编藏军久拖不决的经验教训，一步到位且斩钉截铁地提出和坚持“在港驻军”的原则。1984年4月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时写道：“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35]由于有了中央政府在港驻军，才有了香港在《基本法》的基础上更加——较1951年的“17条协议”后的政局而言——平稳的政治局面。邓小平又将这条经验用于思考台湾问题，1979年1月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说：

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自己的手捆起来，蒋经国、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