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本世纪美国外交将要出现的尼克松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相比，会给中国提供更加充余的拓展战略利益的空间。首先，与上次不同，这次促成美国尼克松主义出现的是中东地区，中国不仅不是目前造成中东问题的当事人，而且还是国际社会解决中东问题必须依赖的杠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已与20世纪70年代大大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安全压力多来自中国东部西太平洋海上，60年代初，中国西南中印边境出现不稳定，60末始至70年代，中国安全压力由南向北转移，苏联在中国北疆大兵压境，虎视眈眈。现在中国北、南、西三面的安全压力已大为缓解，而东面以“台湾问题”为牵引的安全压力却日现升级，但同样也因美国深陷中东战场，这种升级又得了某种制约，不仅如此，它还给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从容的条件。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人“绑架”台湾的目的并不是要“领养”台湾，而是要敲诈中国政府。只要中国政府坚守得住“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接受绑匪敲诈，那绑匪也无法将台湾“劫走”，更不能“撕票”。为了从中国换取更大的战略利益，美国最终也只能以尼克松“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美辞，在挑拨日本与中国为此冲突之后，还台湾以“自由”，即将台湾抛给中国大陆而不是日本。这是因为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是离美国最近的完全海洋型并以海权为生命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离美国本土较远的陆海兼容型国家。

美国人明白：日本现在也在利用美国与中国的矛盾，但如果日本再次打倒中国，那它必然也会与当年美国先利用日本再打倒日本的策略一样，再出手打倒美国。美国曾利用日本充当了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清道夫”，那难道日本就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让美国也当一次日本的“战略清道夫”吗？10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并“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7]

美国目前在中东深陷不能自拔及由此美国外交必然出现的尼克松主义将再次为中国提供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战略智慧，抓住这次机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解“台湾问题”这道最后的“坚冰”。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美国人虽然常常在最辉煌的时候犯最弱智的错误，但是美国人的反省能力也比较强。在巨大的危机之后，美国通常会产生巨大的思想飞跃，正如美国深陷越南沼泽之际出现尼克松主义一样。

当然，我们也要预见到另一种结局，即美国尼克松主义推迟到来或根本没有到来。如果真如此，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美国衰落的加速。与英国的衰落加大了美国崛起面临的挑战的道理一样，今后美国如果过度衰落，也会加大中国崛起需要独立应付全球性危机事件的负担，尤其是在东海海区因美国控制力突然减弱而面临的外交压力。

二、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8]

（一）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经验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同时，更要从战术上重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当前来自台海的挑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9]，也是选择解决台湾问题方式的客观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应有和平与非和平的两手准备：在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10]的原则的条件下，台湾问题解决将会更多地表现出双向和平的特点；如果台湾当局放弃甚至拒绝“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表现出双向非和平的特点。但不管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如何，其结果都要有利于祖国统一进度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有利于台海两岸的政治距离越拉越近而不是越拉越远，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气越聚越旺而不是越来越散。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既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央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的优先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和平解放北京城时采用的“北平方式”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路。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截断了傅作义西逃绥远的退路之后，又迅速进击，扫清了盘踞在北平外围沙河、昌平、南口、密云、怀柔。通县、廊坊、门头沟、石景山、宛平、大兴、丰台和南苑的国民党军队，将困守北平的傅作义20万军队团团包围。再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1月15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出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罗荣桓政委、聂荣臻司令员等商谈和平解放北平有关问题，表示愿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16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宴请北平院校十余位教授，大家一致主张和平解放。1月22日下午公告和平解放北平协议，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清晨，担负北平城防警备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将北平解放的方式称作“北平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11]

他还具体解释了这三种方式的含义：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所说的“北平方式”是从外围战役即地区性胜利入手，做好“诗外功夫”，最终由面及点，最后达到不战而和平接管北京城的目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体会出1959年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最终形成“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12]的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就透露出运用“北平方式”从外围即中美关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

当然，将“北平方式”运用于台湾问题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分析蒋介石“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的特点。[13]毛泽东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选择1959年处理台湾问题方式的依据。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以民族矛盾即中华民族与西方敌对国家的矛盾为优先，反之，台湾问题的解决则要以国家内部的阶级——这在现今已转化为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为优先。

那么，今天的台湾是否还具备1959年炮击金门时的特点呢？结论是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