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张教授的演讲，提出“后西方时代”这么一个议题。有的朋友还是有个困惑，“后西方时代”到底是什么？全世界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了吗？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表述和概念，比如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等等，实际上都暗含了这个意思，世界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

所以我主张把握时代大势，这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当然我们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要超前研究，至于官方表述还可以更慎重一点。如果你自己心中认为是“后西方时代”，你的很多问题的处理、思路会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我们提出这个议题，一方面它不像是一道数学题，它包括一种时代定性，提供一种前瞻的眼光。

张维为：即使从数字来看，也有一些基本数据。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是2014年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实际上这个往往更靠谱。另外就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等这些数据都是很重要的。去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欧盟二十七国总和，这些都是标志性的事件。包括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我们国内报道都不多，但是国外报道是相当多的。

范勇鹏：我找到了一个，2018年《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了一个研究成果，一个很著名的世界经济史的学者安格斯·麦迪逊。

他们团队做了一个全球经济重心，从物理学重心概念角度。他把过去两千年的经济重心给算出来，这个全球经济重心非常能说明问题，过去前一千五百年里边，重心在中国的西域附近，就在我们今天新疆边界，往中亚地区，持续了一千五百年。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欧洲的兴起，开始慢慢地移动，到了1820年开始加速，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崛起，迅速地往西边拉，然后到1950年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点。

所谓的“西方时代”就是这么来的。然后从1950年到1960年就开始往回跑了，所谓的“西方时代”在顶点上待了也就十年的时间，到1980年开始加速。麦迪逊就预测，到2035年，这个重心点还会回到中国的新疆边界。其实反映出来，我们在历史上一千五百年，实际上就是世界的主要经济体，说明我们确实回到这个位置上了。从这样的指标来看，“后西方时代”它是有非常坚实的物质、经济支撑的这样一个概念。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说“后西方时代”有时代定性后，它会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布局和战略思维。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

张维为：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智库公开说美国将输掉贸易战，而且会输得很惨，现在证明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中国的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我可以向全世界提供四次工业革命产品，美国能够向这些国家提供什么东西？所以你看中美贸易 2019年的时候下降了一大块，但是中非贸易、中国东盟贸易、中欧贸易增长得非常之快。

再看我们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南海岛礁建设，冒着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就这么决定了，东海防控识别区的建设也是冒着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这就是时代定性，从我的理解看，这个时代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外交官敢于说要是美国的军舰在高雄港停泊的话，对不起，祖国统一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背后就是定力，把美国看得清清楚楚。

范勇鹏：除了这样一个宏观定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的战略政策都要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宏观判断。这个定性如果确定下来，对我们最大一个影响就是心态。心态好了，什么都好办。我们国内的事情做起来就有一种从容感，这个从容感非常重要。

毋庸讳言，新中国70年，我们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大家去详细去梳理当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会走弯路，犯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当时心态着急。

为了赶速度，出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这个定性确定下来了，我们就能摆脱过去的赶超心态，开始走自己一条从从容容的路了，那么我们很多方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

同时，我们要探索自己独立的道路，包括在国际上，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融入这个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说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一旦有了这个角度，我们就会思考将来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什么样的制度，定什么样的规则，很多事情就会豁然开朗。如果我们能够构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我们就可以追求一个更公正的、更好的国际制度。

主持人：说到自信从容，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冬奥会开幕式，大家发现，我们展示的形象非常随意放松，小朋友唱歌的时候，非常真实可爱。这个自信从容一旦建立起来后，会不经意地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张维为：这个开幕式镜头我也蛮感动，一排世界各国年轻人“致敬人民”。不需要非常高超专业的舞蹈演员，普通人这么走，潇洒走一回，下边是一排排的普通人，这也是一种自信。

主持人：张艺谋导演有句话，他说这场表演希望展现一种“人民性”。这个词蛮打动人的，这就是自信从容的表现。我再提供一个观点，“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跟“中国时代”是一个天然的等号吗？是不是可以讲“后西方时代”意味着广大的非西方国家都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时代”，我个人认为，也是十一年前《中国震撼》里的观点，中国崛起规模太大了，中国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我们笼统地讲“东升西降”，我完全赞成，但是在非西方世界真正找到成功道路的，能够实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现代化的国家凤毛麟角。中国模式是一个管用的，比美国模式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在比较中相对胜出，世界几乎所有稍微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

范勇鹏：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这个判断，应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真正找到自己发展道路的大国因为“后西方时代”的到来，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一个“非西方时代”。西方在它主导的时代，给世界上挖下了很多坑，让后来者没有办法追上它。

比如最典型的拉美、东南亚地区，曾经因为信奉新自由主义，主动或者被动地掉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那种国家被害得最惨，曾经都是高收入国家了，结果现在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跟中国靠拢得非常厉害。这是好现象，说明大家认识到中国走这个路是对的，是真真正正能帮到我的，而美国那个路挖了很多陷阱。

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不管是不是“非西方时代”，今天西方还是团结的，而发展中国家还是一盘散沙。如果维持这样一个格局走下去的话，可能是“后西方时代”，但是迎不来一个新时代。

在这里边，中国就要思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就是当你需要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主动、大无畏的精神，我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方案，这时候中国应该主动地来团结第三世界，促进新的国际制度的建设，包括怎么和西方世界达成一个新的关系格局，所以未来我们不讲是不是“中国时代”，但肯定是一个中国举足轻重的时代。

主持人：这么一讲，大家更明白“后西方时代”的概念了。您刚刚也说了，“后西方时代”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多事，所以这个“后西方时代”会不会代表一定的混乱性？在这种混乱中，怎么去重建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格局？

张维为：美国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观点是帮西方秩序说话，国际秩序一定需要一个霸权国家，那美国就发挥这个作用。

中国从政府到学者不大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觉得美国实际上是很多世界问题、麻烦、灾难的根源。美国的霸权是我们很多地方都要批评批判的，我们认为采用很多方法都比美国霸权要做得好。

比如，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证明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了。中国实际上有很多智慧，我记得有一次是特朗普要退出WTO，我们有些学者很紧张，我参加了内部研讨会，我说这有什么好紧张的？首先历史上美国闹过好几次要退出WTO，最后都没有退出，WTO对它来说利益更多。另外,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假设美国真的完全退出全球化，我们带着130多个国家照样往前走，不用这么害怕.

主持人：马凯硕先生就说，美国每退一个群，就是送给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的礼物。

范勇鹏：所以你说的时代转换会不会带来动荡，其实也是一个“话语陷阱”。潜台词就是你千万不要抛弃我，抛弃我你要面对动荡。

这个东西事在人为，如果按照西方霸权交替的玩法，那么历史上500年确实是每一次霸权交替，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几乎都是以战争、动荡、全球经济衰退和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要是美国退群，我们就把这个群给撑起来，或者我们自己来组织，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反恐，维护世界稳定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实际上很多西方人能意识到这一点的。

比如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吉斯），前不久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他，说中国人修海港，他说这有错吗，中国比你美国人道多了。

还有最近塞尔维亚的武契奇，还有匈牙利的国务秘书（佐尔坦·科瓦奇）在媒体上公开讲，他说中国是比西方人道得多的国家。疫情的时候，西方没有援助，只有中国的飞机来帮助我们了。中国真的是抱着善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合作共赢的心态，我相信是能够建立起一个不需要经历战乱、动荡，就能够实现新时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