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代表时代发展的大势和方向。有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就会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开拓出新的天地。”

“西方在它主导的时代给世界挖下很多坑，让后来者没有办法追上它。如果维持这样一个格局，迎不来一个新时代。”

“西方的衰落还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混乱，我们要做好怎样的准备？”

在东方卫视3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36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结合去年的“思想者论坛”，一起讨论“后西方时代”与“后美国时代”。

张维为：

去年12月，我们中国研究院举行了年度的“思想者论坛”。我们给这个论坛定下的主题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道路的意义”。实际上我们讨论的不仅是“后西方时代”，也是“后美国时代”。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我们觉得相同之处似乎多于不同之处，所以整个讨论过程中，这两个概念经常混合使用。

关于我们是否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论坛讨论中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后西方时代”，因为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宣传实力等等还是大于非西方国家，也许要等到2035年，甚至2050年，世界才会进入“后西方时代”。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后西方时代”，比如，非西方世界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西方世界，但另外一些方面还没有进入，比方说科技实力、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等等。

第三种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和“后美国时代”，这也是我的观点。实际上“后西方时代”这个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外部世界提出“后西方时代”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从大历史的叙事来看，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认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从产生、发展到衰亡，他认为西方文明正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西方这种武力征伐性质的文明迟早要衰落，他把人类的未来寄托在源远流长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这些都是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

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只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西方的衰落，而且相当具象地分析“后西方时代”的到来。我在2006年实地走访了百国之后，我给《纽约时报》国际版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是2006年11月，我就说美国模式可能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就隐含了世界将进入“后美国时代”。到2008年美国引发了“金融海啸”，一下子引来全世界很多有识之士广泛地讨论“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的到来。

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之外，还有两桩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另外就是俄罗斯用武力反击美国当时支持的格鲁吉亚。

我记得那年，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组文章，整个通栏标题是“世界重组”。当时英国的思想家约翰·格雷，他在这个专栏里面写了这么一段文章，他写道：“今年8月8日，两个大国宣告复出。俄罗斯用的是坦克，入侵了格鲁吉亚；中国用的则是杂技演员，揭开了北京奥运会的序幕。它们说出了同一句话：世界，我们回来了!”

《卫报》在这个专栏的卷首语这样写的：“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及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的思想家曾经宣布历史终结了，西方民主就此永远是最主要的了。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战火燃起，还有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国际关系是否会被它们引领到一个全新的方向？”所以专栏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人们可能会认为，2008年8月8日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

同一年，美国《外交》杂志前主编扎卡里亚出版了一本专著，标题就是《后美国世界》，这本书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我在2008年同一个时间段出版的一本，我的《中国触动》这本书里边，我引用了扎卡里亚的观点，我说在“后美国世界”里，没有中国软、硬实力的参与，全球化带来的任何世界性的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但遗憾地是，当时国内知识群体中，不自信的人众多，实际上现在还有不少。我当时还在欧洲，我一方面看到西方明显地走衰。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我们国内“公知”呼风唤雨，全面唱响西方、全面唱衰中国。

有感于此，我自己由英文写作为主，转入用中文写作为主，就开始发表不少用中文写作的文章、著作和演讲，实事求是地论述中国走强、西方走衰、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我当时就多次讲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说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被西方那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你们当时握着一手好牌，怎么会打成了那个样子。

在11年前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这本书里边，我又专门引用了法国资深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的观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两年前，雷曼兄弟倒闭；不久之前，欧元近乎崩溃。这两件事情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由此迈入了‘后西方世界’。简言之，另一个文明现在已经开始和西方平起平坐。事实上，它们在许多方面更胜我们一筹——从它们对成功的渴望，到它们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自问，新兴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教给它们什么。”

我当时还写了这么一个评论，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得似乎比我们一些知识精英要清楚得多。

《中国震撼》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当时这样写的，我说如果说一个半世纪之前，西方指染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中国崛起给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到底，不是中国自己想要这样影响世界，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力度必然会产生这种冲击波和影响力。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崛起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只要你改变自己，世界就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你的块头太大，你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世界级的规模，产生世界级的影响。未来一二十年后中国综合实力超越美国的时候，这种局面可能会达到高潮。

现在整整十一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总量根据购买力平价，早在2014年就超过了美国。世界正在目睹中国崛起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西方以及西方模式正在走衰，大家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二十国集团事实上取代了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处于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水平。

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尽管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但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舆论舞台上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016年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又进一步地加深了西方的危机感。而在2017年的时候，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再一次提出了“后西方时代”这个主题，也引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让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实际上，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对时代特征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是中国成功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四十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大势，纠正了过去我们对时代定位的偏差，把时代定位从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调整为“和平与发展”。

当时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有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局部战争不可避免，但世界大战相当时间内打不起来，我们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长的和平与发展时期。一是因为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二是因为谋求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潮流。

现在回头看，正是从这样一个判断出发，我们制定了中长期战略规划，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全面改革开放，抓住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机遇。

相比之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把时代定性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高于一切”；美国把时代定性为“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时代。回望这些时代定性、定位，无疑我们的定性、定位更为实事求是，更为精准，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种时代定性的受益者。

总之，时代定性十分重要。中国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讲的就是要有全局观、战略观、大势观，然后顺势而为。时代定性一定要超越静态地看问题，一定要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要动态地看问题，要抓住代表时代发展的趋势、大势。

我们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不是说西方不重要了，不是说美国不重要了，而是说它们不再代表时代发展的大势和方向，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还在使用4G手机，但我们可以明确说，我们已经进入了5G的时代，因为5G代表大势所趋。

有了这样一种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我们自己在大量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这些年对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比如说“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美国将会选出比小布什还要差的总统；美国民主模式将一路走衰，西方的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的未来，我这是十多年前说的。

出于同样的时代定性和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究，我们在《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里，也对正在发生的许多事件，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比如说，我们从中美贸易战一开始就判断美国将彻底输掉这场贸易战，你可以开始打你的贸易战，但这场贸易战如何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将由中国来决定，而不是由美国来决定。

背后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已经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孟晚舟被非法拘留后，我们的判断也是，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释放孟晚舟，因为国家实力不一样了，你不放人，你方方面面的受到的利益损害将使你得不偿失。

孟晚舟回国后在机场发表感言：信仰如果有颜色 一定是中国红。图源：视觉中国

同样，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判断这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我们认为更可能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背后是我们对中美两国国内治理模式、治理水平的比较，我们认为中国治理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比美国做得好，可以在与美国模式竞争中胜出。我一直讲这个观点，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品，需要好好地改革，否则美国只能一路走衰，没有办法的。

总之，时代定性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它会影响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从疫情防控到教书育人，从产业发展到科技创新，从外交外贸到国防建设，从中美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如果我们定位是“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我们对处理很多问题的思路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就会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完全平视西方，我们会因此而开拓出一大片新的天地，来推动我们各项事业迈向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