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卢雨欣。我在看一些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就觉得西方媒体好像不太愿意去报道那些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我关注到美国左翼人士桑德斯带着贫困、平等、全民医疗这样的一些议题去参加竞选，但在他们一个一共一千分钟的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获得的曝光时间只有20分钟，不到特朗普的十六分之一。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西方媒体的报道常常和底层民众的生活脱节，不去回应他们的一些遭遇和抱怨，只是在它们自己给定的那个框架下认识世界，这是不是它们现在遭遇到信誉危机的一个原因？

张维为：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今天的金钱政治问题。你要花钱买媒体的广告时段，钱少，那么你买到的时间也少。所以桑德斯的竞选经费肯定是低于其他人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我刚看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的文章，讲的是美国的贫困问题，讲得蛮好的。所以美国还是有一些人写这些真实的报道，而且登在《纽约时报》上。但是，西方是要掌握政治正确的，这样小骂大帮忙的文章要有，但一定是少数。就是说，它得登一点不同的意见，但主流的政治正确美国媒体人一定是很自觉地把握住的。

主持人：您刚刚说到“自觉”这两个字，他们把这个比例把握得非常好。

宋鲁郑：西方媒体和民生、民意的脱节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第一就是民生疾苦大概比不上价值观更重要。第二就是他们的政治极端化和泛政治化现在很严重。疫情戴口罩是个民生问题、抗疫问题，是吧？但是共和党就说不需要戴口罩，民主党就说一定要戴口罩，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这就很难解决。

主持人：为什么他们脱离民生，但长此以往似乎也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可能就是刚才两位分析的这个原因。

张维为：美国的政治精英主要是中产阶级上层，包括《纽约时报》，总体上是脱离老百姓的生活的。西方国家，像英国、美国都说自己是阶级社会，英文叫class society，分得清清楚楚。这跟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或者亲戚朋友可能有的人收入相当高，有的人收入很一般。但西方的富人就永远是富人，爷爷、奶奶、父亲是富人就会一直富下去。所以《纽约时报》偶然可以发一些文章谈贫困问题，但总体上是代表富人利益的。

宋鲁郑：我补充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当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马克龙总统和一些失业者对话。他说，你们只要出了门，过了一条街，就能找到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太懒了”。作为总统他居然会这样想。还有一次是法国突然出现很恶劣的天气，政府部门发了一个通知：无家可归的人不要离开家。

主持人：他们的家在哪儿呢？

宋鲁郑：这就是政府部门下的正式通知，和民意太脱节了。

主持人：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西方媒体的信誉丧失，这其实还是西方表层的问题，我们还讨论了很多深层次的。好，我们再来看后面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有问题。欢迎这位。

Q2：两位老师好，我叫荣歆，现在是一名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政要又开始炒作我们的新疆问题了。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地用新疆问题攻击我们的政府？针对这些阴谋，其实我们国家也有一些措施，比如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邀请他们到我们的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他们对此好像不以为意。我们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好像依旧是一意孤行的状态。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谢谢。

张维为：最近，新疆问题在国际话语斗争中是相当尖锐的，背后很显然就是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想搞乱中国。这是它的一个抓手。因为在境外有一批疆独势力，它可以随时找到，编个报告，弄个假新闻，制作个假视频，然后就来恶心中国人。

2月2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汪文斌指责BBC在一些新疆议题上没有进行查证，并称BBC以“中国对记者的严格限制”为由而没有进行查证的行为是“猪八戒抡家伙，倒打一耙”（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怎么跟它斗争？不要去跟他解释，我跟你说，这波就是流氓。就是否定它，告诉它你这是假新闻，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炮制的，然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经常讲，我们认为美国把叙利亚搞乱了，把阿富汗搞乱了，把伊拉克搞乱了，把也门搞乱了，把利比亚搞乱了，现在想把我们的新疆搞乱，我们绝对不允许，结束了。要解释，你得付咨询费，我们有的是专家给你解释，对不对？

主持人：您说得太对了。

张维为：免费给你解释干什么呀？对不对？你要站位比它高，要降维打击。应该调侃它、嘲笑它、挖苦它，说你这个too low（太低级了）。

主持人：张老师这个办法很好，就是一剑封喉。

宋鲁郑：西方在疫情这么严重、死亡这么多人的情况下突然对新疆问题这么感兴趣，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你哪有资格还来挑战人权问题呢？

根据我的观察，第一波疫情的时候，西方主要是通过抹黑中国转移矛盾，但到了第二波的时候这张牌就没用了，不能再那么做。

主持人：它必须挑起新的议题。

宋鲁郑：从第二波疫情开始之后，它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新疆议题上去了。因为通过这个方式，它可以否定你的模式，来抵消中国模式的成功对它本国国内的冲击，它不仅仅是像张老师说的要搞乱我们国内，还有一个目的是要转移自己内部的矛盾。

主持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有自信，而且要有耐心。该斗争要斗争，然后看时间怎么给世间答案。我们继续来听现场还有什么问题。好，这位朋友。

Q3：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唐嘉希，是一名初中老师。根据盖勒普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目前对中国人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低值，只有20%。这其实和西方媒体、政客不停地诬蔑中国、甩锅中国、妖魔化中国完全相关。我国刚刚完成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对于这种中国模式的成功，我们要如何让世界知晓？

张维为：扶贫的故事要怎么讲好呢，实际上中国的扶贫是非常精彩的。要比就跟美国比，比贫困问题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我们现在一个是用钱的数量来衡量最低收入多少，另外一个是一整套的体系指标：从安全饮水到住房，到医疗保险，到读书……这是很大的一个体系，你要把这个体系都货币化的话，我们这个扶贫现在全部做到了，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不是一般超过，对美国最贫困人口的（扶贫标准），这是可以通过定量计算出来的。

我前两天刚看到报道，他们教会的慈善组织弄了八辆卡车的慈善食品到那里去，一个小时全部抢光了。它全是“救济式扶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主持人：对。

张维为：美国最贫困的是无家可归者。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很大比例不愿意去领救济金，相当大比例的群体是非常落伍的，而且就在洛杉矶、旧金山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我们的贫困是在云南、贵州的山区里边，对不对？

主持人：跟地理环境有关，跟发展历史有关。

张维为：对。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政府对最贫困山村的四口之家投入5万美元都不止，这是把它货币化，超过美国对贫困人口的投入，超过很多，是由货币跟货币比。

主持人：你看我们中国做事情都非常善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扶贫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科学性的部分，比如说怎么精准施策、怎么来评估当地的脱贫效果。我们都是有第三方数据的，是非常严谨的。总书记说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这是一件非常长远的事。这也完全呼应了刚才张老师说的西方社会没有办法做到坚持从制度上解决贫困人群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国的扶贫工作是伟大的传奇。

宋鲁郑：像中国这么重要的国家又取得了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成就，又是在信息化时代，你说哪个国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只能是假装不知道。

宋鲁郑：但是对于西方来说，它要想办法抵消中国政府的成功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因为西方有一个能力，就是不但能讲好自己的故事，还能讲坏别人的好故事。到我们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恐怕西方想讲坏我们的好故事就太难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好故事可能不光是我们自己有共识，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都有共识。所以自信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观察西方媒体的信誉丧失，其实是通过媒体的种种行为观察它的整个结构性问题。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自信。自信可以让我们笑对西方媒体种种妖魔化中国的行为，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真正地把中国的事情做好、说好。好，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