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没有在国际上引起特别大的波澜。也就是说，这样的观点即便在西方也没有很多人完全附和了。2018年底，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长文，标题是“中国：一个该垮而不垮的国家”。意思是说，照西方的政治逻辑，中国早就应该崩溃了，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崩溃。这个标题暴露出了西方的极度失望和无奈。

从2020年1月下旬开始，包括整个2月份，西方主流媒体充斥了对中国的负面和悲观的分析、评论和报道。基本的主题都是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我们国内的“公知”也趁机兴风作浪。现在看来，他们真是愚昧呀。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应对疫情一个个败下阵来，伤亡惨重。

倒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的媒体人，2月27日就对西方媒体欢呼这场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表示担心。他撰文写道：中国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唱衰它的人往往是错误的。这场危机远未结束，但中国似乎某种意义上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病例数开始稳定了。最终北京也许会告诉你，什么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这一波“中国崩溃论”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非常明确的声音：这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后来证明，中国模式明显胜出，西方模式走下神坛，美国神话已经终结。不久前，10月14日《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承认“新冠病毒没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为了西方的滑铁卢”。这几乎“完美地”印证了我们这个节目在今年2月，也就是8个月前所做的判断和预测。

回顾这四波“中国崩溃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崩溃论”一直不绝于耳，但每波持续的时间似乎是越来越短，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少。在开始阶段，它在西方媒体和学界可以说是主流，能持续数年之久，后来越来越短，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可以说已经彻底崩溃了。当然，这样的观点还时不时会沉渣泛起，在“台独”和“港独”势力中仍很有市场。但也因此，今天台湾绿营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新闻报道和各种各样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当笑话来看。

这种情况其实不足为奇，世界上总有一批心里非常黑暗的人希望出现“中国崩溃”的局面，我们国内的“公知”、“带路党”就是如此。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我们不必太介意。

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在过去30多年中之所以猖獗一时，我想主要是三个原因：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社会科学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偏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三种偏见的结合才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我把这三种偏见的结合叫做“新愚昧主义”。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出版了一本叫做《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书。他们认为，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其制度是榨取性的，一些国家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制度是包容性的，所以成功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是“榨取性”的制度，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内看起来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今后必定会失败。他们还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社会在‘榨取性’制度下获得增长的一个例子；除非彻底进行政治变革，转化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的增长是不可延续的，不可持续的。”

正是沿着这样一种荒谬的逻辑，一旦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西方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几个：“为什么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怎么可能成功？”、“中国什么时候放弃一党制？”等等。我多次讲过，这叫做懒汉做学问，无知者无畏，愚昧当道。他们是从“历史终结论”和“欧洲中心论”出发，不做实证研究，不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只要你的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和我不一样，你就是落后的，反动的，要崩溃的。这种心态也导致了西方本身的制度日益僵化，西方许多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结果只能是“黑天鹅”现象层出不穷，人民越来越失望。疫情防控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恕我直言，西方国家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最大的短处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很多西方人真以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但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于西方政治模式？我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一个很慎重的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社会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政治改革也是任重道远。今天，西方世界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包括深刻的政治危机。

我由此而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愚昧主义和绝对主义，总体上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以及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我刚才说的“新愚昧主义”，而且还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失败的结局自然是预料之中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画像（图源：腾讯网）

中国的崛起触动了这个世界许多敏感的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如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知识界，不能再以西方话语马首是瞻，不要迷信西方所谓的著名学者、大牌学者等。我们应该独立思考，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西方智慧的同时，拒绝西方的新愚昧主义和绝对主义。我们要探索和建构“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人类进步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的独特贡献。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

郑若麟：

刚才张教授所谈的内容非常精彩，是对西方近三、四十年对中国认知偏差的一个小结。实际上，除了“中国崩溃论”，还有另一种论调，我称之为“中国患病论”，而且“病”都是“绝症”。“中国患病论”是我自己创的一个词，但它与我在法国多年来观察到的法国媒体对中国的种种评论是相吻合的。

这种说法与“中国崩溃论”“异曲同工”。它的注重点在于将中国的某些现象说成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致命弱点”，比如“中国迫害政治异见者”、“中国环境崩溃论”、“中国西藏问题论”、“中国制造低劣论”，甚至还有昨天的“中国新冠疫情论”和今天的“中国新疆种族灭绝和集中营论”。在他们的口中，这些是“绝症”，患上这些的中国是不可能长命百岁的。

为什么法国会出现这种论调呢？这与法国对中国的特殊认知方式有着密切关联。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大致是类似的，本质是相通的，但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法国对中国历来是比较有好感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批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豪，维克多·雨果就是一例；到了1949年以后，也出现了让·保尔·萨特这样对中国比较支持的著名知识分子。法国当时甚至有一些“Maoist”，就是“毛派”。

所以，从戴高乐将军到毛派，法国高层实际上心中是有数的，他们知道中华文明非同寻常，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民族。所以，他们虽然经常会对欧美其他国家的“中国崩溃论”重复来重复去，但我还真没有读到过法国学者写的任何一本“中国崩溃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