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立法联系点”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如何确保它不是一个花架子，而是真正反映基层意见的一个实体？这个联系点的运作方式叫做“一体两翼”。所谓一体就是街道党工委牵头，人民群众为主体。所谓两翼就是一个叫顾问单位为一翼，顾问单位包括地方人大、地方法院等等。另外一翼就是街道专家，叫做“人才库”，里边有学者、专家、律师等等专业人员。街道组织了250多名叫信息采集员，设立了80多个信息采集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叫做“一二三”，一指的是街道从人大法工委拿到法律草案以后，要提前一个星期送交给信息员，然后要帮助信息员掌握征求意见的要点，再由信息员去收集基层的各种反馈；二是要召开两种类型的座谈会：一类是普通老百姓、普通群众的，一类是相关专业业务人员的，每一类座谈会都要形成综合性意见；三是每个法律草案的讨论，至少要召开三场以上的座谈会。

第四个问题是，从2015年成立到今天应该是四年了，一共经手处理了多少法律草案？他们告诉我一共“受理”了30部法律草案，包括《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慈善法（草案）》、《民法总则（草案）》等等。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提出的意见管不管用？究竟有多少被上面采纳了？能不能给我举一些例子？他们跟我说，前后一共归纳整理各类意见480条，特别自豪的是，25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不同程度采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他们给我举一些非常生动的例子，比方说《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发下来之后，信息员马上联系各方，征求各方意见，然后把各种信息汇总报告上去。

老百姓的话都是很直白的，比如有一个市民说，现在的家暴不仅仅是老公打老婆，大人打小孩，还有子女打老人的，但现在这个文件里通篇强调的都是对妇女儿童的保护，谁来管管我们老人？另外一个市民说，按照农村人的传统观念，妻子被打是家丑，再怎么样也不会告诉外人，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本人或者近亲属申请保护令怎么操作呢？类似这些意见就原汁原味地报上去了。最后人大通过的法律中采纳了老百姓的意见，增加了反家暴中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关于谁可以申请保护令，也做了修订，原文写的是只有受害者及其近亲家属可以申请，现在范围扩大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团组织。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电子商务法》草案。现在中国电子商务是绝对引领整个世界潮流的。所以我想中国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未来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这个街道的立法联系点反映了一个意见是电子商务平台要履行好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一旦客户与商家发生纠纷，这个平台要能够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和地址。否则，客户有权向平台要求赔偿。这个意见也被上面采纳了。

我简单归纳一下前面所提到的，我用两个案例：一个是中美两国医改的比较；另一个是中国人大在上海虹桥街道建立的立法联系点。这些案例解释了中国人民民主的一些特点，而且和美国资本民主进行了对比。

我得出的结论是很简单，如果我们的人民民主属于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美国的资本民主属于不那么广泛，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管用。至少许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很像我们每天新闻里看到美国发生恶性枪击案，人死的越来越多，然后就是点蜡烛，放一束花，政客呈现无比悲痛的状态，媒体表示强烈谴责，但美国的立法机构美国国会永远无动于衷，我行我素。整个程序走完，第二天枪击案继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在人民民主模式下，像这一类问题如此容易定性、如此容易解决，在资本民主下，100年都解决不了。我刚才又想象了一下，如果我们把奥巴马2000多页的医改方案拿到上海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来征求一下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我可以想象，第一条意见大概就是“哪能好嘎长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怎么能够这么长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其实欺负老百姓不就是资本民主的最大特点吗？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

讨论环节

主持人：在后半部分演讲中，张老师还捉了一只特别小的“麻雀”，给它进行非常精准的剖析。来自长宁区虹桥街道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盛弘也来到了现场，欢迎欢迎。张老师在演讲中提到了很多案例，你们平时还有没有别的案例？

盛弘：其实基层立法联系点很多都是民生关注的问题，比如习总书记讲的新时尚就是垃圾分类，我们在基层立法联系点也做了一些探索工作，第一批有八个小区开了147场民主协商会议，去商定适合小区的投放方式。

主持人：这100多场会是不是因为起初大家的意见其实很不统一？

盛弘：是的是的，我们让大家充分地表达意见，然后在议的过程中就慢慢达成共识。我们当时拿到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草案，一方面是协助市人大回答了160多份问卷。另外我们也派代表去列席了市人大的一个座谈会。第三个方面在基层我们因为已经先行先试了，比如说有些居民就讲垃圾箱房改造有没有提到？业委会物业公司包括对于业主是投放责任人应该每个方面起到什么的职责？正式条例当中也提到了。

主持人：谢谢您提供的来自一线的观察。刚才说到基层治理，之前也有很多观众讨论一人一票，业委会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张老师以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一点，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地说一说您对业委会运作的观察？

张维为：现在我们看到情况就是，首先业委会，特别在上海，涉及的资金往往已经不小了，实际上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比方说居民的维修基金的使用，这笔钱怎么用，甚至还有物业公司的选择或者替换等等，现在涉及到的利益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觉竞争比过去厉害了。现在往往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选举过程中接到各种各样的材料，谁都不服谁。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选村主任也是这样，现在有的村已经有很大的经济利益了，确实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总体上还是要靠人组织起有公信力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党组织。我们从政治分析角度，要有一个能够比较能够主持公道的、比较中性的、比较超脱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呼吁并组织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否则纯粹搞所谓一人一票的话，要出大问题的。而且投票率很低，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