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本可以互学互鉴，但国内外的那些意识形态偏执狂老喜欢扯中国的制度问题。”

“西方政治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么多年来不再讲领导力，非常愚蠢。领导力太重要了，在关键时候，一个好的领导跟一个差的领导，带来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

“美国有句谚语，叫‘一流人才在军界，二流人才在商界，三流人才在政界’。很多领导人的理性选择是不去担当，为什么？担当之后对的政治生涯是不利的。”

3月30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5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共同探讨西方防疫中偏执的意识形态偏见。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碰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几乎是仓促上阵，但是很快稳住了阵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抗疫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都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抗疫，保卫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也保卫整个人类社会。

但惯性使然，西方一些偏执狂，一开始就把整个疫情政治化，描述为民主与专治的斗争，西方媒体一时间充满了对中国的嘲笑、挖苦、批判，真是幸灾乐祸。然而好景不长，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随着中国抗疫局势转好，随着西方国家自己灾情、疫情日益严重，人们发现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很大程度上使西方错过了中国通过巨大牺牲而创造的窗口期，陷入今天这种我叫万般困局。

十年前我写《中国震撼》一书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也算是一种预测，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是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没想到时间来得真快，正好十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就自食其果了。

这次抗疫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一时间就表示，中国的抗“疫”经验是唯一得到证实的经验，建议各国结合本国实际，借鉴中国经验，时不我待地投入抗疫。但是西方的一些偏执狂却开始集体狂欢，“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到了”，“中国将在这次疫情中崩溃”。当然他们这次极度失望，这个14亿人的伟大国家在世界上率先走出疫情，正在迅速复工复产，而灾情在西方迅速蔓延、政府应对频频失误，医疗体系不堪一击。我们不会像西方偏执狂那样落井下石，我们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打好疫情防控的全球阻击战，但有些道理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

这次疫情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多数西方国家还是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尽管中国与世卫组织和许多国家及时分享各种关于疾病的信息，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太掉以轻心了，对中国抗疫的举措，如“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戴口罩、封城、建设方舱医院等等，均不认可，很多国家甚至连检测点、检测试剂、检测人员等等都未作最起码的部署和安排，最后陷入了今天这种进退失据乃至抓瞎的境地。

坦率地说，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损害了西方自己。这次我们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民主优越论，二是个人权利至上论，三是中国医疗落后论。

首先我们看一下西方民主优越论。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德国《明镜》周刊发文说，“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药疫苗，也不是中医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法国《费加罗报》也发文称 ：“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上，民主制度显示了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2月18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重头文章“一种病毒，两种制度”，文章称，“传染疾病在民主国家的致死率总是低于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根据1960至2020年的对世界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传染病致死率的定量分析，文章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民主国家，传染疾病的致死率是百万分之四，而在专制国家是百万分之六。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也就是今天中国的水平，民主国家的死亡率急遽降低，死亡率每100万人低于0.01个人，而在专制国家，甚至出现过百万人中有大约600人死亡。”

文章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虽然中国可以10天内建成一个1000人病床的医院，而民主国家挪威的议会花了七年时间，还在辩论一个200个床位医院的选址，但专制国家缺少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与民众的对话，会导致决策失误。”《经济学人》的这种套路文章，说白了就是：真是愚昧呀，朽木不可雕也。今天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论在确诊数、死亡率还是死亡人数上，都早已超过中国，真是打脸啪啪响呀！

我曾经这里介绍过我们的一位资深研究员李世默对《经济学人》杂志的研究，他分析了这份杂志对历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发表的评论，得出一个颇有喜感的结论：人们几乎可以反过来理解这个杂志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论，它说你不好，往往是很好。后来我向很多外国友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都推荐了这种了解中国的简易方法，果真这次我们的判断全部又应验了。一是印证了对于像《经济学人》杂志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述评论，可以反过来理解，准确度八九不离十。二是印证了我2010年的话：十年之内，西方媒体会为误读中国而后悔，现在一些人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当然还会有一些嘴硬的，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黑暗中犯傻吧。

其次是我们这里也多次讨论过，就是西方价值观偏见，西方认为个人权利至上，认为这种价值高于中国人崇尚集体责任的价值。其实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彼此应该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诋毁。但这次疫情爆发后的相当时间内，西方从媒体人物到政治人物，反复强调他们不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不能对人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做限制，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各种大型聚集活动还在举行，巴黎时装周、尼斯狂欢节、各种足球联赛等等。德国政府宣布禁止1000人以上的集会，一些团体就举行999人的集会，马照跑，舞照跳，我们自由，我们民主，我们保护个人权利，你们中国“封城”，你们是专制，你们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到后来不得不借鉴中国的做法时，也是挤牙膏一样地一步一步地推，结果代价惨重呀！

这种价值观上高人一等的傲慢与偏见还包括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公开说，“中国无法养活民众，他们处于绝望状态，生吃蝙蝠和蛇，这是新冠病毒的起源。”意大利威尼托大区主席卢卡·扎亚也公开说，“中国人疫情付出巨大代价是因为中国人不注意个人卫生，还活吃老鼠。”荷兰广播电视台播放针对华人改编的歌曲，这个曲名是“预防病毒不如远离中国人”，还呼吁抵制中餐。日本财长麻生太郎不久前透露，2月底在沙特召开的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谈到新冠疫情的时候，他欧洲的同行“一点反应都没有”。麻生还说，一位欧洲部长私下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

然而，新冠病毒是不给西方人任何情面的，在肆虐的病毒面前，个人权利至上也好，种族主义也好，在病毒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回原形，不少国家因为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已放弃抢救年长者，这些老是扯谈人权的国家怎么不懂得人权的基础是生命权呢？早些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呢？

第三是在西方媒体的长期的洗脑和忽悠下，所以很多西方社会的人还是认为，中国相当的贫穷落后，他们认为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完全是中国自身的原因，不会在西方重复，西方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随着中国抗“疫”取得进展，他们又认为如果中国这么落后的医疗水平也能够在湖北以外的地区，做到致死率低于1%，那么西方的医疗体系应对这种疾病肯定不在话下。

大概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许多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物都反复强调新冠疫情“无非就是大一号的流感”、“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用害怕”。这引起了世卫组织的担心，我记得2月28日的时候，世卫组织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在记者会上呼吁：“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可能让其他国家’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各国必须准备好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这件事情。各国必须做好准备，就好像疫情明天就会打击我们一样。”但他的呼吁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在场的西方记者反复质疑他：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是否可靠。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医疗落后还有多种权威数据，所谓的权威数据和排名的支撑，比方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和美国核威胁倡议（NTI）联合发布了一个叫最新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年》这样一个报告，英文叫GHS Index，它这里面有一个排名，它考察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和应对传染疾病。这个报告称从6个方面、34个指标、85个子指标和140个问题出发，对19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估。大家能否猜出这个报告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是哪些国家？排名前五名分别是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排在第五十一名，在越南、蒙古、塞尔维亚之后。如果没有这次突发疫情，我可以想象，中国学者会反复引用这个排名，它显得多么“权威”，多么“高大上”，多么“不容质疑”，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

一场疫情世界大战突发，各国卫生安全体系的真实水平高下立判，这个指数排名，越看越像是一个国际笑话。此时此刻的纽约已经是美国疫情的“震中”了，我今天刚看到CNN的一篇报道，一个纽约医院的大夫感叹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一切都乱套了，这就像是个第三世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