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期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开始慢慢地从自己的政治传统里面去寻找参照。我们要求对国家忠诚，要求以办事能力高低来取决升迁。其实在过去传统的科举制和职业文官制度里头，人民之重，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儒家的思想家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要求职业文官必须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非常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思想在后来的文官培养过程中也一直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对制度和能力发展是有帮助的。

当然刚才张老师讲到另一个事情，就是共产党基层组织，这对于中国的管理效率起了巨大作用。我们都知道中国仍在努力消除贫困，为什么能够做到精准扶贫？正是因为我们有基层组织，共产党支部一直到村，准确地知道每个村有多少贫困人口。还有户籍管理体系，对整个超大国家的人口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像印度、巴西，他们对人口数量实际上是一个估算值，因为他们没有专门的居民管理体系、统计体系，如果要他们搞精准扶贫，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套社会管理制度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存在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在周朝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了。比如，齐国、秦国都是有户籍管理制度的，这套制度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现在去日本、韩国、朝鲜，都是跟中国学了户籍管理制度。应该说在那个通信时代中国发明了这么精细的一种管理制度，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到了现代，我们用新技术来完善传统管理方法，从而有助于开展扶贫、减贫等事，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我们过去在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方面是没有经验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家国文化，家（国）文化之下的企业是不可能做得特别大的，大型企业怎么管理是不清楚的。当时中国领导人决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东西？确实不知道。

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初，在搞市场经济时，我们就环视一下全球，后来发现欧洲国家跟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法国，法国有众多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对法国的经济发展，对它的支柱产业的发展都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时国家计委就跟法国的财政经济部搞了一个合作项目，一年两次的培训，差不多在反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监管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等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作为，都是从法国那儿取得经。

法国人说，国家可以有企业，但不能经营企业，不能越俎代庖发号施令，所以不能叫国营企业，应该叫国有企业。所以，我们国家也放弃了对企业事事都管的模式，确确实实让企业在市场上成为最主要的主体。国家只对产权等大方向负责，而不对企业的日常经营负责，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慢慢的经历中学习。中国人的好处就是善于学习，同时又不拘泥于教条主义，所谓摸着石子过河，两条腿走路，这些中国的传统智慧都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故事，现在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发展，我们在公共治理方面又上一层楼。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国领导人又提到，要加强治理制度的现代化，体系的现代化，这些事情的基础在于你有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人脸识别技术、5G通信技术，还有前段时间强调要大力推行区块链技术等等，这些都对提高公共治理水平有巨大帮助。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水平，没有特别快的通信设备做支撑的话，区块链就可能行不通。而推动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又使得社会管理可以精细到个人，你会觉得社会市场秩序会比现在更好。

比如说现在电子支付已经成为支付方式的主流了，而电子支付成为主流就杜绝了过去中国社会的一个弊病——假币。原来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最怕收到假币，过去曾经困扰你的一些问题自动就被排除掉。为什么总书记会把这些放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上去考虑，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技术进步，对整个公共治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问答环节

Q1：我是焊接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我们知道中国人多、地多、资源多，治理难。但是如果能够组织起来，这就是中国的优势，但是组织者这个身份应该是由我党担任，由政府担任，还是说普通的民众、非政府机构也能担任？

丁一凡：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应该起什么作用，所谓民间社会或者是现在他们讲叫市民社会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应该是多样化的组织，多样化的形态。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有传统的，西方的政治学家经常污蔑中国说你们都是集中统一的管理，因为你没有市民社会，没有世俗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结社、结会等组织存在。结社就是所有同行，比如木匠，就有社。同一个地区的人结成一个会，安徽人、广东人就结什么会。这两个汉字被日本人接触以后，日本人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society，就是西方人的概念，过去“社会”这个词在中文里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概念是家国，但是家国之外有这些社，有这些会，这个词后来又被我们借回来用，但追根溯源社和会都是中国发明的东西。

现在有互联网了，新型通讯手段不断出现，打工人员在北京都有他们自己的团体。这些事情在当代的中国发展得更多，形式更多样化。一旦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更明显，比如说汶川地震，各个地方的民间组织团结起来，到那个地方去救灾救难，民间社会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张维为：我曾经专门做过一节讲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英文称The institution，它是最根本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中国天下大乱。但是在这个制度下边，我们要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你看这次跟“港独”斗争的“饭圈女孩”、“帝吧出征”，他们文采横溢、想象力丰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把民间活力调动起来，包括在传播方面，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他们上次有人问我，能不能最简单地讲讲邓小平理论究竟是什么？我说就是两句话：第一句就是保持政治稳定，组织起来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句是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所以我觉得中国治理是有很多智慧的，这个智慧一定是宏观的稳定，党中央的作用和微观的活跃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