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政治领域内，英、美等国的民众似乎更迷信，更相信选举，也更加善于选举。中国人则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和考核。所以如果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我们一直按照一人一票的逻辑来选举竞争，我估计我们100年还超不过他们。因为中国乡镇一级的直选已经试验30多年了，但总体效果并不是非常乐观，家族影响、贿选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黑金政治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与英、美相比，我们用选贤任能的方法，现在就比他们做得好，甚至好很多。我们现在的基层社会治理也已经从过去偏重于选举民主转向治理民主，转向我们现在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径。

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别人的长处，我也不排斥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我总觉得，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自己整体上的“比较优势”。实际上今天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是一种我称之为“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其中选举是从西方借鉴的。当我们把选拔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就产生一种高于西方单纯依赖选举制度的模式，我想这是中国制度对西方制度的一种超越。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历史上的西方也是如此，西方自称它的民主制度比较稳定，但纵观历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经历革命之后，由富人首先建立一个富裕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们自己首先掌握、掌控社会主要资源，比如政治、经济、媒体、法律等等，然后再把这种法治覆盖到更多的人。

我想中国今天要做的也是维护、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但我们不是富人主导的秩序，而是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制度安排。所以“组织起来”不是说不要个人的积极性，恰恰相反，通过“组织起来”，首先就是要确立秩序，有了这样的条件，个人生活才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个个是龙，既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攻克难关，做成别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按自己认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变得非常精彩。过去数十年，超过美国人口总数数倍的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利益固化形成了鲜明对照，整个中国也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舞好一条龙，恰恰需要团队合作

在一个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上，“组织起来”，也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改革能力、规划能力等，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讲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们这种能力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转型经济国家，也在不少方面超过西方国家。以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为例，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党政体制的领导协调下，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使中国经济很快跃上一个全新台阶。

相比之下，不少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明显缺乏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相当长时间内无法适应国际产业竞争的全新格局。今天许多欧洲国家对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还非常不适应，我想这很大程度上也和这些国家缺少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有关。当然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还有改进和提升的巨大空间，特别是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唯有与时俱进，唯有改革创新，才能较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挑战。

回想一下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70年，真是感叹万千。我们遇到过多少沟沟坎坎，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危机过不去，“文革”的创伤过不去，百万知识青年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八九”动乱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贸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互联网负面新闻爆炸过不去，中美贸易战也过不去，等等等等。

但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么过来的？靠的就是组织起来，特别是党的领导，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十分震撼。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集中展现了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比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大，今天中国“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的财富之一。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汶川救灾，众志成城

丁一凡：

我接着刚才张老师讲的，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公共治理方面取得的进步，跟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基层组织有直接关系。其实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如何改善公共治理，大概想到了三个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故事是讲中国现代公共治理与传统公共治理的一些连带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我们对自己的公共治理等经验其实并不太清楚，所以组织了一些研讨会，请发达国家的官员来跟我们讲讲如何搞公共治理的事情。这些欧美国家管人事、管组织的官员到中国以后，在研讨会一上来就跟我们说，全世界都公认公共治理体系中国是发明人，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都是跟中国学的。这一下就把中国组织研讨会的这些官员搞得一头雾水。

他们指的是，是整个西方欧美国家现代文官制度，都是跟中国的科举制和职业文官制度学习的，他们说其实从17世纪开始，英国出现了代议制，然后法国18世纪革命之后也出现了代议制，之后法国革命影响了欧洲一大片，大家都开始搞代议制。但代议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公共治理、国家治理是一团糟的。因为代议制基础是政党政治，是轮流执政；大家说的很好，轮流执政，但是上来执政的人都是些只会说话只会竞选的人，等这些人上台以后，他们没什么治理经验，所以最后往往变成分肥制度，把这种位置分给对竞选有贡献的人就行了。无疑，这些人都是会耍嘴皮子的人，在采取公共政策方面一无所知，所以整体国家政策非常乱。

到19世纪，英国开始一场大的辩论，英国人说我们发现在中国有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职业文官制度，职业文官是培养出来，通过层层科举考试提拔上来，然后又经过各种各样的训练，他们有治理经验，是专门为公共治理和国家政府服务的。所以有了职业文官制度以后，英国的管理明显开始有大量好转。当然欧洲其他的国家，德国、法国也先后通过这个方法学习到了中国的文官制度，美国是最晚的。南北战争时，美国还是分官，所以当时北方阵营里边，跟林肯要官的人有的是，林肯气得大骂，说你们比那些叛军还可恶。可见当时的这种政党政治对政府的整体效率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直到引进中国文官制度，才大大改善了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