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特别是把中国最基层的民众组织起来了，从社会结构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一团散沙的问题，为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已故的美籍华人学者邹谠，我曾在80年代中期跟他接触过，他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他对中共的评价还比较客观。当时有人说中共是专制，他不同意，他认为近代以来在列强侵略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完全崩溃了，所以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代替过去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把社会方方面面重新组织起来。不过他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全能主义，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十分准确。

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起来之后，整个国家面貌就不一样了，今天哪怕你到中国最落后的山区，都有互联网，有移动支付，贫困户有绑定手机的银行卡，政府扶贫可以把钱和款项直接打到他的账户。我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把国家治理落实到基层。像非洲国家艾滋病非常严重，但政府想把药发到基层是发不到，做不到这样的水平。现在中国边远地区都可以使用移动支付，中国行政村的4G覆盖率已经超过98%，坦率说，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远远做不到。实现中国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我做过粗略计算，过去在这里我也说过，欧洲一个国家平均人口1400万左右，中国大概是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人口之和。

地域上，中国是一个“洲”的概念，新疆有一个县的面积就接近整个英国的领土面积，中国是一个南北跨度超过5000公里的一个国家，差异大，发展不均衡，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治理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接一个，这既是体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当然“世界级”的难题也是“世界级”的机遇，我们抓住了，我们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改革创新，总体做得相当不错。中国成功的背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就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功，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组织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匮乏或者缺乏，中国还可能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实际上西方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社会政府之间对抗，他们企图搞乱中国。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最终都将以失败告终。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去了三次，我发现两个细节颇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世博会的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很多，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我看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能够保持这样的清洁水平，可以说世界一流。

但那天晚上我记得九点钟左右，我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出租车管理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都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抢着上车。前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任何国家竞争并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图片来自中新社

当然，2010年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手机打车软件，现在有了，打车软件就是一种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组织起来，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或者部分地解决“一团散沙”的问题。所以我这里讲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组织民众，还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的规范行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可以是技术的，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但我觉得确立基本秩序规范和必要的反馈机制，中国人就能劲往一处使，就可以各尽其责，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我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或者是相对的长处，相对的短处，用经济学术语叫做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这两个概念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来的，是在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讲的，每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自己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并集中做这个产品，然后出口，和其它国家能够做得比较好的产品进行交易，从而双方获得利益更大。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但我这里无意评判这种理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只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点，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好像也有自己由于历史文化发展形成的某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如果我们想要超越自己的对手，那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英、美的主要族群，他们的“自组织”能力——自己组织自己，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十几个人在一起玩，往往也会自发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然后进行选举，实行某种形式下的“自治”。相比之下，我个人认为“自组织”能力似乎还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比较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娱乐。所以，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专业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往往是居民自发组织的，自我管理为主的，并不是依赖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当然，我有一种预感就是微信的出现，“微信革命”可以加强中国人的自组织能力，但是在政治领域内我还没有那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