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的财富之一。特别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

12月23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教授，共同探讨中国高效的公共治理。】

张维为：

现在每年春运规模高达30亿左右人次，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迁徙。一个月内有30多亿人次，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对中国整个社会组织能力是严峻的考验。好在我们总体做得相当不错。

丁一凡：

是的，用现在时髦的方法就是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无以比拟的困难，因为大，面积大，人口多，所以公共治理是一个巨大挑战。其实包括发达国家这些所谓很早就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它们在公共治理方面都做不到中国这么精细。中国有特别好的公共治理的传统，再加上现代技术以及共产党的组织能力，所以才使得现在中国公共治理应该说是举世无双。

资料图：福州火车站人流如潮。 张斌 摄

张维为：

大家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其实比英国要大，但中国打不过英国，现在想想都非常心痛。当时英国舰队才4000多人，就可以打败4亿人口的中国，而且逼大清朝廷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就不一样了，中国虽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中国军队可以赢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可以成建制地消灭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和英国的军队。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关键就是中国不一样了，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迈向一个现代国家。

过去形容中国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一盘散沙”，因为中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非常封闭。一个村子一个姓，村里的事儿由本地知书达理的乡绅负责打理。中国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缺少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儒家是提倡家国情怀的，但过去的中国缺少把“家”和“国”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条件。

所以传统中国根本抵挡不住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列强，抵挡不住他们发起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而且巨大的战争赔款，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一盘散沙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大规模的工业化根本无从谈起。

过去有机会给小平同志做翻译，他谈中国经常使用一句话“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我们当时讨论这句话的准确意思究竟怎么翻译，最后把这句话总结为“地广人多”。后来我自己在“文明型国家”概念的使用中，就说为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从中国整个国家来讲又何尝不是这样。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非常之大，稍有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冲突。换言之，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这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了。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基本状况。美国是在1848年打败墨西哥、吞并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大片领土。当时美国人口才2000多万，而中国人口已经是4亿，大约是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最大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当时美国白人几乎家家都是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

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高度紧张运行的国家，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可能听说过“胡焕庸线”，胡焕庸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理学家，他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过一个观点，在中国的版图上画一条虚线，从黑龙江的瑷珲也就今天的黑河划到云南的腾冲，你会发现中国90%多的人口生活在这条线以东，10%不到的人口生活在这条线以西。这不仅是人口的分界线，也是地理的分界线、气候的分界线、历史的分界线，还是文化和宗教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西部是游牧的，部族的、多元信仰的、非儒教的。今天看来，这条虚线其实也基本上是自然资源分布的划分，大致1/4的自然资源在这条线以东，3/4的自然资源在这条线以西。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人口资源的分布状况，使得中国更加成为一个资源紧运行的国家，特别是跟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

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

胡焕庸

世界上很多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土地资源在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是无限制供给，欧洲来的移民消灭了本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又通过战争从墨西哥等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的、井水的资源分配而打架，所以中国人更倾向于讲“孔融让梨”，讲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讲“不可三日无君”。在政治领域内，中国人集体心理是怕乱，中国人自己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性的政府来协调保证各方利益，确保国泰民安，长久治安。

当然中国的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自己有滋有味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这个“人气”英文很难翻译，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法比。我想，这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大量的餐饮创新和餐饮革命。过去中国人经常被认为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等，相当程度上也和资源紧运行有关，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当然，竞争多，人的智商也比较高，谁都不服谁，如果社会各个阶层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一种秩序的话，社会就容易陷入混乱，陷入一团散沙。

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但大家都同意，中国首先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使中国获得民族独立。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可以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统治者；二是十月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列宁主义的成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成功。这使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仁人志士一下子看到，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共产党组织起来，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摆脱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