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来的佛教不一样，佛教是直指人心，它关心芸芸众生，关心他们的身心安顿，它的传播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雕塑、有音乐、有壁画等等。所以佛教这种差异性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某些不足。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些碰撞，但外来的佛教最终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即大乘佛教，然后再从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一个典范。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西方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别。和中国儒释道互补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有人说现在还没有打完，在历史上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宗教几乎都是一神教的传统，认为自己的信仰代表世界唯一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你不相信我的上帝，你就是异教徒，你就要受到迫害。在西方神学者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信仰得到普世，人类才能得到拯救。所以西方世界有一大批人认为，只要你的做法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文明，延伸到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其实从“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到今天西方国家内部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再次兴起等等，背后都有一神教唯我独尊的传统。这些年西方向全世界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背后也是一神教唯我独尊的这种传统的延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字印刷术表演，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理念

和而不同的理念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明确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逻辑，强调社会不同的团体和利益有共同之处，大家可以求同存异。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主张和而不同。西方强调对抗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在西方内部也导致了社会严重分裂。英国、美国今天都面临着社会分裂而带来的严重挑战，而中国人口比整个西方世界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却可以实现和而不同。通过我们讲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等等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然后众志成城，14亿人劲往一处使，撸起袖子一起干，所以我们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对外关系中，我们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成为国际上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又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还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和而不同这种哲学观所体现的理性和包容，与西方唯我独尊的狭隘与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里我还要简单谈一谈香港和“一国两制”的构想。我认为“一国两制”几乎完美体现了中国人和而不同的理念，不一样的制度可以在同一个国家里和谐共存。但前提是一个国家，是两种制度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保持互相的尊重。现在看来，澳门“一国两制”做得非常之好，而香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从和而不同的理念来看，香港的一些势力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拒绝我们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拥抱小人的同而不和，而且妄想用那种危机重重的、自顾不暇的、日益走下坡的西方模式，来“同化”甚至“吃掉”蒸蒸日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我想这是愚蠢到了极点，也超过了“一国两制”的底线，超过了和而不同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要通过必要的手段纠正这种倒行逆施。这就好像演奏协奏曲的时候，一个乐手突然乱拉琴，破坏和而不同的乐章，那么我们只能制止他。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理念：政府是善，更确切说政府是必要的善。我之所以提这个观点，是因为有感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经常使用一个观点，叫做政府是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我也理解，西方历史上由于专制政府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神权战争等等，所以西方特别是英美政治文化中，把政府看作是要做坏事情的，最好是不要政府，但在现实中又做不到，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它做坏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谈政府的作用就是“守夜人”，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西方主流政治学也类似，一谈政府就联系到威权主义，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一种让人害怕的怪兽，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必然产生的互相残杀，不得已请出这个怪兽，建立有威权的国家。

回想中国历史，我们的传承是不一样的。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和地域的规模百倍于欧洲小国，这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古代治理黄河长江也好，大国戍边征战也好，都需要比较强势、比较有为的也是比较中性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否则人民的生活就要遭殃，朝廷就要失去天命。这种政治传统也延续到了今天。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候，大都和比较强势有为的朝廷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善”。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中国源远流长的选贤任能传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而不是像欧洲，上千年都是世袭贵族的统治。

所以从传统来看，中国政府的作用比较中性，也就是说它不是代表某个特定利益阶层的，在多数情况下，应该说中国这种文官制度领先欧洲上千年，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欧洲到了19世纪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考试制度。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强势政府的态度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中国党政体制在推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注重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弱化甚至终结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这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盲目崇拜西方模式，自废武功，放弃党的领导，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西方自己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各样社会服务，再到防止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比如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法国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德国为代表的所谓“莱茵模式”，它的政府作用也比较大。美国今天是“特朗普模式”，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已经成为政府滥用职权的代名词了。比方说他此前对于无法赢得中美贸易战恼羞成怒，甚至发推特“命令”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引来美国工商界、经济界人士普遍的吐槽。

西方国家在自己历史上，也是政府开路、炮舰政策、持剑经商，英国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的国企东印度公司来进行的。

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讲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非常之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的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达不成。结果是国家现代化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改善。所以我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势。

当然，我们要承认，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治权力过大导致“寻租”和腐败，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都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来解决。

我记得有位哲人讲过这样的话，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应该说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还要努力。

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中国模式，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弱化或者转化，实际上也是需要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推动。这次中央关于把深圳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定，非常令人鼓舞，其中不少内容都反映了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些宝贵经验。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教授，请坐。

刚才这段演讲，张教授用几集的功夫把中国理念一一做了梳理，我发现这是可以跟世界来共享的，也希望可以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一点借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些中国理念不仅包括已经梳理出来的部分，就像张教授刚才在最后说的，还有很多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些探索，比如深圳。我们今天的嘉宾郑若麟老师常年在法国工作和生活，而且您是资深媒体人，在国外有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从您的角度看中国理念，您想说些什么？

郑若麟：你知道我在法国经常跟法国人交流，在电视台、在各种地方，他们总是很骄傲地跟我说，你看我们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你们中国是什么？我现在也想出一句话，这句话就叫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你不要看好像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实际上也概括了我们文化当中的民本主义精髓，西方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强调的是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这个贡献本身也是对自己的回报。我们过去很少把和而不同提出来，西方的哲学只有斗争哲学。特朗普上台把奥巴马所做的医疗改革全部否定，参加的各种国际组织全部退出。这种哲学对美国民众、对美国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坏事情。而我们兼收并蓄，和而不同，而且我们对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善的定位，这证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代表着历史的一个正确方向。

今天我从法国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西方正身陷危机，刚才张教授也讲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种族危机，在这种时候，我们把中国的经验提出来，告诉他们，特别是中国今天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享共赢。我相信这种思想在今天提出来，对世界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相信这是今天世界应该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