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达国家而言，因为经济处于稳态，潜在增长率很低，大概就是1%-2%，主要靠技术进步来推动增长，所以一旦有热点，其实这个热点也不可能推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出现3%-4%的增长，只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波动。

但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很高的，至少在6%左右，不过目前整体经济运行可能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如果热点是靠信贷刺激，那么最后很多信贷还是流向这些容易被估值的部门，要么地产要么所谓的互联网数字经济。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提高生产率。像现在搞数字经济，如果靠一下子的政策刺激，反而会妨碍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它会让一些人打着数字经济的名义去炒作概念，投机行为猖獗，最终反而影响行业本身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觉得，关键是要考虑“重点”。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有很多重点，短板之处也不少，问题在于怎么去做“重点”。如果是靠国家的力量主导，把它纳入国家战略，以此希望在更短的时间里面靠砸钱进去就能有突破，那么一方面风险很大、不见得能成功，另一方面也可能挤占更多的资源。因为我前面说了一定时间内的资源总量是给定的，一个地方用多了就可能挤占其他领域的发展，所以机会成本很高，而且对金融系统也会构成比较大的危险。

所以，“重点”肯定要做，但得考虑一个问题，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还是国家引导、主要依赖市场的力量来推进？如果是前者，会跟发达国家产生更大冲突，就像“中国制造2025”这一目标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巨大关注。

我觉得还是应该用市场的办法来推动重点领域的发展，补足我们的短板，而且市场机制产生的效果远远好于我们的想象。

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人口规模超大，人才就有足够的量，再加上资金较为雄厚，基础设施发达，制造业能力极强，供应链韧性强劲，国内又有巨大的应用市场，这些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这意味着中国几乎占据了独一无二的有利因素，应该更好地去调动或者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到重点领域发展。人多力量大，这比选择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来主导重点领域、把更多的钱投到少数企业的成功率更大、且风险更小。

试想一下，如果选择少数企业集中投入，一旦有战略失误或方向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采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可以有更高的回报率；市场更具竞争性，动力也会更强，可以有足够的试错率，避免更大的方向性错误。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漆园街道通过与光伏发电企业及农业企业合作，建成运行40MW光伏发电项目，并建设290栋农业设施大棚，将太阳能发电与设施农业有机结合。图自新华社

我之前演讲时举过光伏产业的例子，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失败的做法，他们认为这过程中间已经失控了；但实际上花了10年时间，中国光伏产业的技术、人才提升了一个巨大台阶，可以说现在全球最好的光伏企业、最好的光伏技术、最好的人才都在中国。

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去攻克一些重点领域。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几乎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法，而且跟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摩擦也会最小。因为市场的办法就是公平准入、公平竞争，何况我们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本身也是基于市场经济逻辑形成的。

观察者网：换句话说，国家和政府恰恰应该将市场中的一些阻碍拿掉，让整个市场更流畅地循环起来，其实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内循环”。

张军：而且这么做，也是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履行承诺，外界会更尊重你的做法，给予正面评价。尤其当我们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这方面更应有所警惕。

观察者网：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无热点有重点”的时候，理解偏差了，我把“重点”理解为可能国家通过引导或基于国家战略目标去“创造”一个重点。所以我的疑惑是，这样做固然可以创造很多重点，但广大的普通人从这些经济活动中的获得感可能会变低。听您这样解释之后，其实通过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可以有更大层面的群体参与其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能从中得到更好的体现，换句话说个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会更强。

当经济发展、积累快的时候，普通人也有巨大的获得感，人们不会过分在意差距的问题，但当经济相对比较沉寂的时候，人们就会去关注差距拉大，这也会打击预期。

张军：对中国来讲，尽管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毕竟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大国崛起的独特现象；也就是说，当崛起到了一定阶段后，在这个阶段上它的经济总量的追赶速度会快于人均收入的追赶速度。

我们甩掉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的速度很快，也就十几年时间，但人均收入就不是如此；毕竟我们有14亿人口，想要在全世界排行中一步一步走上去，需要很长时间。但又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大了，所以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人家会把我们看成发达国家，但其实只是中等收入国家。

而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面临很长的发展道路。按照我们的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非常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需要自身内部的市场主体的活力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否则发展过程会很不容易。

观察者网：生产力的提升或经济增速，其实也关乎全市场的共享程度问题，好像有时候大家过于专注某些行业之后，会发现它只是局限于这几个领域内的增长，其他有些领域的增长是相对停滞的或者被忽视掉了。

张军：这个我在演讲中也曾提过，过去我们通过加工出口，使得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相对而言其他部门，比如服务业以及一些传统部门没有太大变化。

当少数部门成为引领性的部门，比如出口成为引领性部门，那么资源就会开始往这个行业流动，劳动力开始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流向加工出口行业，然后通过这个行业的扩张不断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并且融入全球经济。所以，在追赶阶段的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可能就是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模式，但到了一定阶段后，我们的不可贸易部门不能长期处于不发展的状态。尽管出口部门先行一步，但最终还是要跟不可贸易部门的发展协调起来。

当年，萨缪尔森和巴拉萨他们做过一个研究，被人总结为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意思是先发展出口部门，等出口部门工资提高以后，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来到这个部门，然后这个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对服务业以及国内其他部门产生拉动效应，慢慢的两边差距会逐渐缩小，以此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所以，从追赶策略上来讲，经济发展一开始走不平衡发展的道路是合理的，但是到了下半程，还是要走向更平衡的发展。我想，中国现在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但如果这个过程仍是国家主导，有时反而会带来更加的不均衡。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提到均衡发展的事情，正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专精特新”部门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平衡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您曾讲过“专精特新”部门可能会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发展起来，这个现象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差距？

张军：中国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小巨人”企业，工信部给了一个专用名词，叫“专精特新”企业。它们是在某一个产品上高度专业化，靠技术创新来赢得竞争力，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企业，而是靠市场上的资本来推动创新所形成的高度专业化企业。有点像德国的某些公司，可能上百年就做一样东西，做到业界最好。

目前在中国的二三四线城市，正在出现这种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工信部、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有很多投资者在关注它们。我觉得，这种现象有助于经济更平衡的发展。

2022年9月，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扩容达到4328家，数量接近前三批的总和，目前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总量已达8997家。图自新华网

“专精特新”企业的大量涌现，就是因为下游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平台，比如说电动汽车平台，这里面有几家大型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这几家电动汽车生产商的生产需求足够大，足以让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零部件中间品的供应变得高度专业化，从而支撑更多的专业化企业。

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里面的一个观点，称为“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会越专业、越精细。当然，对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言，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它主要是全球采购，整个供应链在海外而不是本土；但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所独有的优势。

而且，这些企业的出现，并不是国家政府设计好的，而是市场慢慢摸索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魔幻之处就在这里，只要存在这种潜在的机会，一定有市场主体会去捕捉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气候。

当然，这也是我们前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基础，在供应链、制造业领域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体系。这个体系有着超高效率，你想做一样东西，对很多国家来讲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国就能办成，因为产业环节扎堆集聚，要把某一个东西做到最好相对容易。这是中国最珍贵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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