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最近听了您在思想者论坛和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等几场演讲，颇有感触，有些观点想请您展开聊聊。关于企业扩资和政策波动问题，我注意到您在近期的访谈中多次谈到。近来像减税降费、信贷优惠等措施很多，但收效并不理想，恐怕意味着政策并未击中企业的实质需求；所以，对企业来说，目前比较大的顾虑是什么，实质需要什么？由此，决策层应着重改善的问题和发力点在哪里？

张军：就重要性而言，我们经常说，有些事情具有一阶的性质，有些则属于二阶的。经济学家通常把创造财富的活动，例如贸易、生产、创新等等视为一阶性的，而把那些涉及管制、审批、补贴、腐败等活动视为具有二阶性质的。

现在我们出台的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像纾困、补贴等等，大概应该视为二阶性政策。纾困政策的效果不理想，说明市场主体当下更关心那些一阶性的问题，直白一点就是市场恢复开放的问题，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市场主体感受到的政府干预越来越多？为什么很多政策多变、不能保持连贯性、一致性？为什么宏观经济的调控越来越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这些问题才是企业家、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疫情时期，超市补货。图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就这个问题衍伸开来，想到一点即决策者如何处理好政策出台/宏观调控与市场预期管理的关系？打个比方，这段时间我们去观察美联储加息的事情，会发现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配合”打得比较好，从释放信号到落地，相对不会出现很大起伏或突发性行业冲击。这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观摩借鉴之处，同时也是今后可以加强的地方？

张军：中国的宏观调控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管理存在较大区别。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部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没有扮演太多的角色，没有做规划的，没有安排投资规模的，也没有什么干预政策去限制发展的。经济主要由市场机制主导，也就是由市场上的主体——包括作为消费者的家庭、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再加上投资者等，在一个稳定的法制框架内按市场制度规则来运行的。

但既然是市场经济，总会出现总量不平衡的问题，可能因为受到像能源价格那样的外部冲击，或者国内某种投资热点的形成，导致宏观上出现总量平衡被打破的问题。这时候确实需要宏观管理当局通过调整一些政策来干预，当然这些政策在短期主要还是货币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的角色也相对比较单纯。因为它的使命非常清楚，首先要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到了需要出手干预的地步。比如前两年，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在讨论美国通胀问题，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分析师以及一些大机构对接下来的通胀发展趋势都有自己的研判。

而对美联储而言，也不可能先知先觉，也是这场讨论中的参与者之一；更何况它本身就拥有大批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会对形势进行观望和研判。最初，美联储的看法可能跟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认为美国的通胀应该是暂时性的，不会出现恶性通胀，他们的理由是通胀主要还是与疫情冲击有关，所以不想过早干预通胀。而且，当时它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好像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所以并不想过早使用货币政策去干预这个局面。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联储的研判是有误的。

但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事实上也没人可以准确预测经济现象，所以等到美国的通胀趋势确实已经超出了预期，美联储意识到此前的研判有偏差，于是调整了自己的看法，决定要进入加息通道。

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从美联储最初研判那一刻起，它跟整个市场就是互动的；美联储会向市场主体公开自己的看法，市场主体可以及时了解美联储的想法，反之亦然，美联储也可以从中得知市场主体的动向，这是双向互动。等到美联储真正决定加息的时候，议息会议的讨论和表决也是透明的。

此外，美联储对各季度美国经济的总体预测也会通过点阵图这个直观方式公布出来；也会从市场了解经济学家或是机构的预测。其实，双方是在不断磨合的。

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管理总体上不涉及我们提到的一阶的问题。因为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转，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会去不适当地干预这些规则，市场主体也从来不会担心一阶性质的政策出什么问题。

我前两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用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围绕一件事情来展开，那就是预期。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会受到预期干扰的流量经济，流量会受预期变化而不稳定，反映出来则表现为短期的需求变化，包括消费支出，也包括资本支出。在预期问题上，最怕的是形成一致性的看法，因为那样会造成经济的过热或紧缩。

11月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观察者网：确实，政策突然性转弯，如果没有提前对市场逐步释放消息，做好心理预期，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容易短期内产生焦虑，从而导致市场不稳定。

张军：这就是典型的所谓“政策冲击”。从宏观管理或经济运行角度来讲，这是最应该避免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突然性的政策冲击降到最低。只要不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在正常情况下，政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宏观上的问题，要用宏观的手段来调节，而不是突然把某个政策叫停或是突然出台一项新规，在市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而且对预期、尤其是市场主体的预期会有很大冲击。预期一旦受到冲击，不是一下子能修复回来，而且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修复就更难了。

观察者网：从这个问题谈开来，背后恐怕还是怎么理解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像这两年社会舆论中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议也比较多。另一种感觉是，我们现在在谈一些经济政策时，有时会把一些政治目标或一些长期的政策性目标融合到里面去，让外界体会到行政的声音比较明显。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当然，反过来说，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外大环境之下，是不是确实对国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它更加突出一些？

张军：这里有几个层面可以讨论。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干预经济的看法首先来自于宏观层面；前面我也谈过了，的确我们的调控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其次，也来自于我们产业政策的做法，我们会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布局一些重点发展的产业；一般而言，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和产业之后，国家会在一定时期里动员很多资源。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做法，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年其实是在加强。

那么，具体做法就是将一些规划的指标相应分解到各行各业，最终在某一行业形成中长期目标，比如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相应的量化指标；在目标执行过程中，基本是以政府动员资源的方式来推进，所以看上去可能并非由市场主体来推进，而是各级政府下场。

当然也会动员市场资本参与投资。在很多大型投资项目中，现在更多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先搞一笔钱作为引导基金或种子基金，然后把市场上的民间资本也以某种方式吸引进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基金，来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通常，政府也会把这个基金交给市场上的专业投资人打理。总之，不管是政府主导的方式还是政府委托的方式，反正它的运作还是市场化的。 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做法是否一定能成功，没有人知道。一旦出现方向性或战略性失误，就是很大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这些年来，欧美常常会质疑中国的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包括最近拜登在巴厘岛峰会期间提到了这一点，他的理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会损害到美国家庭和工人的利益。比如政府主导很多产业，动员大量资本投进去，这被认为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竞争。这就成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确实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来处理这些敏感话题，涉及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及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也要说一句，欧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多半是基于他们的叙事，而并非完全基于事实。如果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哪来今天这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如果中国一味通过产业政策来扶持企业，并且如果真的这些产业政策可以成功，那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更成功才对啊。可是我们今天真正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公司，哪一个是国有企业？

中国出海企业 图自远川出海研究

观察者网：您之前在演讲中提过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大意是指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会呈现“无热点有重点”的特征。过去，“热点”可以通过政策刺激出来；现在，如果有“重点”，那这个重点是否必然会跟国家的政策性引导或战略目标相挂钩？那在此过程中，是否又会陷入前面讨论的这些问题中去？我们该怎么理解“无热点有重点”，包括前面提到的这几组关系怎么来平衡？

张军：“热点”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尤其是到了今天。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来看，要形成新的热点并不容易的，传统的热点无非就是房地产、互联网经济这类。其实美国也是如此，要么房地产，要么互联网。

但是，热点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而且一旦形成热点，所涉行业中的水分就会起来，因为它本身的生产力不可能增长这么快，但估值会跑在前面，这时就会产生所谓的“泡沫”。有泡沫，就会遇到泡沫破裂的时候，有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更早地意识到行业可能会出问题，就会撤出，而撤离使得泡沫提前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