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他者”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的盗贼统治政权在2013-2014年的暴乱中幸存下来。俄罗斯的干预行动，让心怀不满的公民转而投票支持波罗申科担任总统，许多饱受争议的人重归议会，以抵御克里姆林宫对基辅政府合法性的攻击。

然而，这场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史上最微弱的胜利，并不足以让统治集团忘记，广场抗议没有认可他们的领导权，他们的时间是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必须依靠高压政治来维持他们的生存。

东部的冲突现在既是他们最大的诅咒，也是他们最大的赐福，因为现在他们可以用冲突作为开脱的借口，不去进行以社会为导向的改革，不去应对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化、持续的宏观经济危机和腐败问题，以及为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提供辩护。最重要的是，武装冲突使其他社会团体能够分割社会并使异议变得无能为力。

许多乌克兰人现在正在被一个对立的“他者”（othering）所改造。社会经济剥夺没能滋生大规模仇外心理，在俄罗斯以及后来的美国/西方及其乌克兰走狗助推下，成功炮制的“两个乌克兰”话语却成功激发了仇外心理。

这套话语错综复杂，它不是赤裸的宣传，而是“允许有争议的媒体空间，以便当地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叙事，哪怕叙事已被人为操纵了。”操纵者是“一群手握后现代技术的干涉大军：政党管理者和金融家、官方编剧、克里姆林宫的博主、喷子和所谓的网络旅团（web-brigady）”。克里米亚的吞并、乌东的战争和“他者”的分化趋势，是这种神话制造的直接后果。

乌克兰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国家获得独立时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延续到了2013-2014年的暴乱。事实上，其不定形（amorphous）和分离性（disjointed）是导致抗议活动演变为武装冲突的关键因素之一。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外部行动是推动乌克兰国家诞生的因素之一。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但这种形式的国家生成（nation-birthing）却充满问题。国家“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有它的边界，其他国家就在边界之外”，想象中的共同体成员共享对共同体限度的理解，这些限度划定共同体的范围，而不是切割共同体的内部。国家总是“被想象为一个主权国和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实际不平等和剥削，国家总是被理解为基于深刻的、横向的友伴情谊。”十多年来，政治操控技术对共同体的系统性破坏已经削弱了这种友伴情谊。

现在，通过臭名昭著的“去共产主义化”，乌克兰人牢牢地将自己锁死在俄罗斯人这一“他者”的对立面。此外，俄罗斯人这一“他者”也被束缚于共产主义/苏联的锁链中，并被反共产主义立法中的“他者”。

这种话语和身份政治的转变是自相矛盾的。首先，“俄罗斯人”含义没有明确定义，因此首先被民族主义者任意臆测和操纵。由于两个族群共同的政治、文化、宗教和语言历史，因此把他们分离开来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也不免荒唐。第二，“俄罗斯人”和“共产主义者”不是一回事，当今的俄罗斯和苏联或苏联的遗产也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混为一谈只是又一个落入陷阱的例子，即“乌克兰人”及其未来被定义为“除了俄罗斯以外的任何东西”。将“俄罗斯人”认定为“苏联/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将苏联遗产作为当今社会经济退化、政治、经济、安全和内乱的借口。

一种基于对俄罗斯的“他者”身份的二分法和并列的民族想象是危险的和狭隘的，它将乌克兰民族形象的形成和存在与拒斥作为“他者”的“俄罗斯人”联系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乌克兰/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将乌克兰人定义为“除了俄罗斯人之外的任何东西”（anything but Russian），将意味着切除目前和历史上构成乌克兰人身份的部分内容。因此，“他者化”不仅发生在分离主义/俄罗斯同情者和“爱国者”的社会分离层面上，通过拒绝一个人的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身份中的一部分，“他者化”实际也发生在个体层面上。

因此，我们正目睹一个分裂进程，一个自上而下强力地重塑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过程。爱国主义修辞以及对乌东交战双方的批评言论进行“非法化”（criminalising），所做的无非就是在昔日乌克兰地理边界内制造出新的“他者”。

对“他者”的贬低加深了社会分裂。“他者的神话”诞生于2004年尤先科/亚努科维奇的竞选活动，到2014年，“西乌克兰”的形象已经被贴上了班德拉派民族主义者（译注：斯捷潘·班德拉，著名乌克兰右翼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被指责为“甚至算不上人类，而是山羊（notevenhumansbutkozly）”，而“东乌克兰”则被贴上了醉汉、吸毒者、傻瓜和黑帮的标签。除非我们重新审视和彻底拒绝被人为认定和他者化的“俄罗斯人”、“班德拉派”和“顿涅茨克派”，否则这种对立仍会继续下去。随着俄乌外交和军事上的持续对抗，以及被操纵的政治和媒体言论的日益加剧，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现。

乌克兰民族的统一需要基于现代性，而不是基于历史和/或文化神话，因为后者的整合潜力非常薄弱，并且越来越堕落为极端民族主义和附庸国分离主义，并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5.结论

即使2014年4月克里米亚被吞并，乌东的武装冲突仍然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本不应该发生。帝国不会一夜崩溃，也不会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顺利扩张。“历史的终结”背后的矛盾二分法是，一些人认为历史可能会结束，而另一些人则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两者都错了——历史不会在一夜之间结束，而是在不断变化。俄罗斯、欧盟和美国，以及乌克兰的寡头们，都对以市场和权力的名义流的血负有责任。

马基雅维利/葛兰西式的同意，只是社会权力基础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强制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在理想情况下，强制手段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来对付违反社会契约的人，所谓的社会契约，就是协商一致的治理模式或社会再生产模式。当统治集团开始失去对其统治的合法性或公众认可时，就需要扩展强制机制——象征性的和物理的——以压制不满情绪，并保证相关统治集团的生存。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话语操纵或违反先前社会共识的宣传，以及强制手段的延伸，在公众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因此成为不断变化的共识的一部分。

但是，当这些变化突然大规模发生时，就更可能形成一个起初是被动的、但逐渐连贯并内在地反抗霸权的历史团体。这个团体可能不久就会耗散或粉碎，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暂时让步，他们有可能再次被纳入霸权模式。又或者，他们将成为整个体系内部的变革性甚至是革命性力量，但是取决于环境条件、偶然性和全球范围的因素。

雇佣外国人管理其政府部门的痛苦，证明了乌克兰的执政集团已经别无选择。更危险的问题不在于领导人的统治受到质疑，而在于他们的政权和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受到质疑。这四个已经渗透到乌克兰公众意识中的神话没有受到足够的挑战。神话需要被质疑，神话可以被改变，而不是被崇拜。如果我们能克服这些神话，那么我们将有望看到威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被严重挑战——而持续的社会不满正孕育着这种希望。

*文章编译自《乌克兰与资本帝国：从市场化到武装冲突》（UkraineandtheEmpireofCapital，2018）第一章，限于篇幅，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