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立后的第一个阶段（1991-1998/1999年），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91-1994年）、库奇马（Leonid Kuchma，自1994年7月以来）两位总统和总理拉扎连科（Pavlo Lazarenko）所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占明显的主导地位，该集团由新红色权贵（neo-nomenklatura）和正在形成的资本家组成，他们有犯罪-政治关系和共.青团背景。

第一批寡头资本家出现在天然气、石油、润滑油和燃料的贸易领域，拉扎连科、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平丘克（Victor Pinchuk）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同时，通过残酷的犯罪活动，一个与之敌对的资本阶层正在顿涅茨克州形成。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总统制共和国，从而将权力集中控制在总统府，即库奇马和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亲信手中。

（2）第二阶段（1998/1999-2004年），顿涅茨克集团在乌克兰经济、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这个集团包括新任命的一些国家最高行政人员，例如总理阿扎罗夫（Mykola Azarov）和后来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在国有企业的原始积累和顿涅茨克势力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产业集团的资本集中下，资产阶级小集团形成了。

到了1990年代后期，这些势力以阶级派系的形式出现，并分别成立了地区党（Partyof Regions）和许多其他党，它们通过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权力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新红色权贵向顿涅茨克的小集团转移，这是从拉扎连科的洗钱丑闻、季莫申科和YeESU失去对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库奇马和平丘克的阶级集团向顿涅茨克势力妥协开始的。2004年底总统选举之前的宪法改革将权力移交到议会上，由此保证了地区党/顿涅茨克集团在亚努科维奇可能的选举失利下，仍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3）第三阶段是2004-2007年的短暂过渡期。2004年末的总统选举中，资本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长达两个月的社会抗议。这场运动由总统候选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季莫申科领导，他们背后的支持力量有顿涅茨克集团，如塔鲁塔（Sergey Taruta）和麦克奇安（Oleg Mkrtchan）的顿巴斯工业联盟（Industrial Unionof Donbass，简称ISD），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资本，如克罗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y）和博霍留勃夫（Hennadiy Boholyubov）的私有集团，以及乌克兰的西方合作伙伴、美国和欧盟。抗议反对亚努科维奇选举舞弊，随后，敌对势力未能达成政治妥协。

地区党控制的议会、反对党、相关资产阶级派系之间的冲突，以及尤先科未能维持对其先前支持者的忠诚，最终导致以下结果：（1）季莫申科的下台；（2）随后任命亚努科维奇为新总理。与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有关的政党迅速失去支持，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地区党赢得了多数席位，这标志着顿涅茨克阵营正式集中权力的开始。

（4）第四阶段（2007-2013/2014年）中，顿涅茨克集团篡夺了国家权力。在2007年议会选举与尤先科所在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Our Ukraine）组成联盟后，季莫申科再次被任命为总理。随着全球信贷危机冲击乌克兰经济，季莫申科与菲尔塔什（Dmytro Firtash）在天然气市场上的竞争演变成与俄罗斯的所谓“天然气战争”，这让她失去了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菲尔塔什帮助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再加上地区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顿涅茨克集团得以控制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权力的集中化因此加速了。

（5）最后但同样重要的阶段从2013年底至2014年初开始。期间发生了广场抗议、克里米亚被吞并、内乱的加剧和武装冲突的爆发。后者是“两个乌克兰”和“他者”神话的直接结果，没有这两个神话，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就不可能出现。

顿涅茨克集团和地区党高层人物的下台，不仅斩断了他们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金字塔，而且实际上加剧了剩下的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竞争加剧和缺乏民主授权的情况下，岌岌可危的统治集团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分化，在“两个乌克兰”的神话中，每个乌克兰都互为“他者”。

这种内部冲突、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只能通过加强高压政治来统治，荒谬的是，这种高压政治反而因眼前急需解决的冲突而被合法化了。然而，在两极分化的话语之下，日常的社会经济斗争将许多乌克兰人团结在一起，这成了朝不保夕的统治者最恐惧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直接取决于他们刻意助长的冲突能维持多长时间。

3.两个乌克兰的神话

首先，“两个乌克兰”的区分完全是编造出来的神话。与之相反，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国家，它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多样化、非同质的，它的“异质性是一种历史常态（historical norms），而不是历史例外”。因此，乌克兰人的共存状态不会突然自发地引发对抗。

政治技术专家们对话语的随意操控，才是让社会内部的分裂被制造成冲突的根源，因为他们只关心如何争取到选举支持和诽谤政治对手。这种操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顿巴斯罢工的矿工们被他们的“主人”利用来对付基辅政府，为的是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新红色权贵达成一项市场准入协议。到21世纪初，这些政治技术专家以精湛的技艺制造出了“两个乌克兰”，被剥夺者则被有计划地利用于阶段性抗议和选举舞弊。亚努科维奇对决尤先科的竞选活动，正是划定两个乌克兰之间的界线的决定性时刻。

乌克兰当前在意识形态、种族或语言中不断发展的冲突，往往是有意操纵的观念/政治的对立，这种冲突是社会阵营、阶级及集团内部和互相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化带来的结构性破裂的结果。真正的冲突是国内寡头和国外资本（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企业）之间的阶级形成和斗争升级，他们通过顾问、金融“支持”相关组织等各种形式，间接参与乌克兰的政策制定。

2014年的抗议活动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反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根据一项对1037名广场抗议参与者进行的调查，他们中的92%不属于任何政党或非政府组织。参加抗议活动的三个最常见的原因是：（1）反对警察镇压，尤其是11月30日晚上对抗议者的殴打（70%的受访者）；（2）总统拒绝签署乌克兰-欧盟结盟协议（53.5%）；（3）改变乌克兰生活的愿望（50%）。只有5%的人表示他们是响应政治反对派领导人的呼吁而加入抗议活动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来说，这场运动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阶级”（class）。

硝烟中的抗议，2014年 图源：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