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与生俱来的地缘政治“软肋”，通常被视作乌克兰悲剧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过去十余年特别是近三年来悲剧扩大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本文从乌克兰知识界的内部视角出发，分析了乌克兰困境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性起源。

文章编译自2018年出版的《乌克兰与资本帝国：从市场化到武装冲突》一书，作者为乌克兰政治经济学家尤利娅·尤尔申科。在其看来，“两个乌克兰”的神话是促成困境的罪魁祸首，它和另外三个神话——转型神话、民主神话、“他者”神话——共同塑造了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讽刺的是，这些神话之所以是神话，正是因为它们完全是由国内寡头和国外资本共同建构出来的，目的是进一步推进乌克兰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并维持寡头们的“盗贼统治”。

文章编译自《乌克兰与资本帝国：从市场化到武装冲突》（UkraineandtheEmpireofCapital，2018），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 尤利娅·尤尔申科，翻译/ Ahsen&Tsuchi】

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已过去三年（注：指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正处于又一次革命（Maiden）边缘。

在国内武装冲突、腐败的国家行政机构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作用下，乌克兰经济瘫痪，几乎没有复苏迹象，同时，贷款还在增加，结构性调整要求越来越严格（译注：指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附带的结构性改革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贫困和不平等处于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水平。市场转型改革的错误药方、贷款资金的不良管理和盗贼统治集团（kleptocratic）的贪腐加深了有毒的债务依赖，并使之成为俄罗斯与美国/欧盟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对抗的操纵工具。欧盟与乌克兰自贸协定（DCFTA）谈判中的债务地缘政治使乌克兰失去了残存的事实主权，让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乌克兰困在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威权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中。欧-乌自贸协定的进一步实施意味着更紧缩、更不平等、更私有化以及更弱的医保、育儿、教育、食品等日常社会再生产支持机制。债务已成为乌克兰外交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工具。2013/2014年后外债依赖极端情况已经成功侵蚀了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的主权现在仅靠右翼分子所注入的“爱国主义”危险言论来维系，而这种情绪又被用来抵制一切对这个寡头王国的批评之声。

乌克兰外债攀升的情况 图源：ft

2014年的冲突并非开始于基辅的子弹。普京的野心、纽兰泄露的电报、拜登的访问、麦凯恩和季莫申科不合时宜的北约言论等，都没有足够力量转化为武装冲突。冲突的真正起源是酝酿25年之久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被后苏联时代的一系列危险神话所搅动。这些神话的发明者不愿承认乌克兰的社会或经济现实，但他们却成为那批有权塑造乌克兰未来的人。在这本书中，我表明，乌克兰之所以堕落至此，根源在于一系列病态的神话被当成真实生活中政治经济转型的基础。

所有神话都是人们出于特定目的而建构和维系的产物。自1991年以来，塑造乌克兰转型神话的根本目的和效果，是确保跨国资本帝国的扩张。正是这一复杂过程产生的社会影响，使民间对抗和武装冲突成为可能。

乌克兰的四个主要神话构成了其后苏联现实的基础，并让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政权得以勉强维持生存：（1）转型的神话，（2）民主的神话，（3）两个乌克兰的神话，以及（4）“他者”（theOther）的神话。

这四个神话互相补充、善于变形，它们通过统治集团的情境工具适应和权力转移随着时间而变化。尽管发生了2004年和2013-2014年的抗议，该政权没有受到挑战，仅仅是一些代理人被赶下台罢了。因此，具体代理人的重新洗牌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仍然相关。四个神话共同构成了正在进行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支柱。

1.转型的神话

总体而言，转型神话是一个贯穿资本主义帝国扩张逻辑的神话。（后）苏联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世贸组织的关系，不仅开出了破坏性的政策药方，而且还产生了定义这些政策的霸权话语。

这些药方以市场化为前提，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霸权信念中的对错标准为参照，他们认为有必要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走上基于自由市场模式的社会进化的“正确道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是这种历史必然性意识最著名（或声名狼藉）和最有影响力的表现之一，并成为冷战后新独立国家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不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的特殊过渡时期，而是历史的终结本身：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终极人类政府形式的普遍实现。

在这个愿景中，除了作为国家形式的“自由民主”、作为经济体系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市场以及作为社会意识模型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空间。

1990年1月13日，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上发表一篇题为“要做什么？”（WhatIsto Be Done）的文章，根据彼得·高恩（Peter Gowan）的说法，这篇文章是上面那套转型论述的开山鼻祖。高恩解释道，萨克斯认为“白人”肩负这样的重任：“创造出一种国际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萨克斯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成为一切国家追求的唯一合理的国内政策。”萨克斯在一系列讲座中积极推广他的建议，这些讲座后来成为“转型的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它们很快得到英美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并被输出到后苏联空间。

受萨克斯启发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经济动荡在全球各地随处可见。萨克斯思想的高涨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例子：抽象理论的内在危险经由市场神话般的迷恋助推和粗心大意的应用而变成现实。高恩说：

萨克斯坚定地致力于一个全球化、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愿景，他认为这将造福全人类。通过参与东欧地区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制定，他看到了推进这一愿景的机会。像所有严格的政策一样，他的政策包含一个在既定背景下、受既定约束和激励限制的相关行为者及其互动方式的模型。

这种方法具有巨大误导性，尽管它承认了“约束和激励”的存在。首先，政治经济现实比模型预设的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政治形式也很重要。这意味着改革过程必将产生多种负面后果。其次，该模型预设首先必须向新自由主义市场资本主义过渡，并且它是后苏联国家的唯一选择；而我们却找不到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的理由。第三，向某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或其他方式）“转型”的过程本身充满目的论色彩，向市场过渡的目的论崇拜一个虚构的对象，即自由市场，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市场”确实存在或者能有效运行。

过渡论不承认其政策药方中的许多不足和局限，而是傲慢地假设“转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早在1990年就批判了萨克斯这套转型经济学立场（这也是主张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立场）所表现出的傲慢：第一，新兴国家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而拒绝共产主义（因此不需要帮它们建设“资本主义”）；第二，后苏联空间现有的社会制度应得到尊重，新制度应通过开放、辩论和妥协来实现。

1991年，为援助后苏联空间的“转型”，欧盟组建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从一开始选择的经济战略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来说，“提升私营部门的作用，使之成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关键角色，对民主转型过程来说至关重要。”

作为唯一一个“转型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转型的支持重点是“通过首要在私营部门的项目融资来促进转型”，并侧重于“建立支持市场经济、展示和促进市场化技能和良好的商业实践所必需的机构制度”。服务于有所区别但相辅相成的目的，这三个国际金融机构自此成为市场化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

乌克兰随后出现大量经济问题和政治危机，但未能摆脱“市场转型”的教条。相反，新自由主义正以卷土重来的热忱被推向贫困社会。转型不仅局限于经济改革，同时也包括民主制度的植入，这构成了乌克兰的第二个神话。

2.民主的神话

民主的神话与转型的神话密不可分，因为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民主，有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在一个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政体中能有效进行民主统治，这是一个更隐蔽但更有韧性的神话，它让威权新自由主义得以生存和传播。

由于转型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根本上是不民主的，不仅因为它们的形态不仅是外部强加给社会的，而且因为这种形态，即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 state）本身就以失去对其运行的民主控制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民主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kleptocracy）的制度化，选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失权的同时，政治话语在意识形态上也变得空心化。

1991年后干部阶层的水平几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旧官僚仍在掌权。他们和那些由罪犯变成的寡头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权力争夺，既维持民主的外表，又使得政治秩序变得不稳定，乃至达到暴乱和军事冲突的程度。乌克兰政治权力的被剥夺体现在代表性危机中，它源于乌克兰政党计划和政治的宣言性质引发的政客普遍不受信任和选民冷漠。统治者通过贿赂选民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贿赂相对便宜且容易实现。

此外，潜在选民的支持通常是通过“信息战”赢得的，这成为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流通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信息真空。以这种方式，“严肃的政治、经济信息因为不符合亲建制派的观点，被从多元化、西式的和光鲜的景观中删除，由此创造了一个旨在剥夺社会的权力并使其意识模糊的虚拟现实。乌克兰许多人称这为“zombuvannya lyudej”——使人们变成僵尸。

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护，是通过“从苏联时代继承来的操纵技术”而实现的，这种技术未能发展为成熟的“异议政治”（contested politics）。直到今天，统治者的权力还“建立在非正式网络和‘走廊政治’（一种既远离公众视线，也不在办公室留下书面纪录的政治）”的传统之上。他们通过滥用和操纵“信息技术，在电视上创造抓人眼球的事件，或者刺激、带偏或重塑社交媒体的叙事”，从而将旧式的操控手段用现代化的方式包装得更具可信性。

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野心，在新出现的盗贼统治政权中，相互竞争统治并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发明了空壳政党（shell parties），后者的生存依赖于虚拟政治和两个神话——两个乌克兰的神话和“他者”的神话。虽然统治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分裂是真实的，但它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是随机的，这助长了民主的神话，因为每次选举的选择看起来都像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少数几个相互竞争统治的资本主义集团派系共同打造了这个局面，自1990年代初以来，它们一直占据着乌克兰的政治舞台，按照其发家的源起地区，可以把它们分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和顿涅茨克（Donetsk）两大集团。这些集团间的权力转移塑造了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历史：

乌克兰主要的经济寡头 图源：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