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转移矛盾成为美澳共同选择

陆克文的经历表明，如果澳大利亚政治人物试图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平衡外交，他们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2010年6月24日，陆克文在一场工党的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其副手朱莉娅·吉拉德接替了他的位置。公开的报道中似乎一切正常，但维基解密当年12月公布的美国秘密外交电报却显示，美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才是政权更迭的关键所在。

包括澳大利亚参议员马克·阿尔比布和大卫·伊恩·菲尼，以及澳大利亚工会主席保罗·豪斯在内的党内政变关键策划者，一直在秘密地定期向美国大使馆提供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讨论和领导层内部分歧的最新情况。维基解密的文件显示，华盛顿和澳大利亚政党、工会等组织的关系盘根错杂，谁将担任堪培拉的高级职位，决定权并不全在澳大利亚手中。

陆克文完全遵循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传统路线，致力于维护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但在美国人看来，他还是太亲华了。陆克文曾提议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试图调解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并反对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针对中国的四方军事同盟。

陆克文的下台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澳大利亚的统治精英们再也没有任何含糊其辞的余地，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它都必须无条件地支持美中冲突，无论失去其在中国的庞大市场会带来什么后果。

成为总理后，吉拉德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便是会见美国大使。她很快与奥巴马通了电话。作为“奖赏”，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而不是白宫，宣布了他的“重返亚洲”战略。这次访问期间，吉拉德和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军驻扎在达尔文市，并允许美国在澳大利亚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

2013年，工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提出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将“印太”明确列为澳大利亚的战略重心。这一主张经历了四个总理（一个工党、三个联盟党）和六个国防部长，一直延续至今。2018年，当特恩布尔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后，他被莫里森所取代。此前，奥巴马曾亲自指责特恩布尔未事先通知华盛顿，就让一家中国企业获得了达尔文商港99年的租赁权。

“2018年8月，当特恩布尔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时，他让全世界知道，他像一个忠实的小学生一样给唐纳德·特朗普打了电话。”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写道，“2020年，当我们要求对新冠源头进行调查时，我们的外交部长突然在我们的总理与美国总统通话仅仅几天后发出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武器核查’。”

2020年7月2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丝·佩恩和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不顾新冠疫情访问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磋商（AUSMIN）。双方在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原样复述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所有煽动性指控，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胁迫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到“对其他国家的恶意干涉”。会议还宣布在达尔文市建设一个大型美军燃料储备，并“重申”两国致力于进一步结成旨在包围中国的四方军事同盟。

会议前夕的7月23日，莫里森致信联合国，宣称中国在南海的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国的海洋权益声索是“无效的”。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放弃了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

“防务和安全机构、联盟党后座议员、美国资助的智库以及默多克主导的媒体组成了一个协同战线，攻击中国”，南澳大利亚大学教授贾斯汀·奥康纳在《珍珠与刺激》（Pearls and Irritations）网站上写道。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对外转移矛盾成为美澳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全球紧急事态的当下，还有什么比对中国开战更好的主意呢？”奥康纳问道。

但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吗？奥康纳知道答案，澳大利亚政客也知道答案，只是他们不敢揭晓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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