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构和将军正主导澳洲外交

这些呼吁的来源不可谓不广、声音不可谓不有力，在其他国家很少能听到如此多珍惜、改善双边关系的呼声，可以说，多年来培育、巩固中澳友谊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遗憾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澳大利亚舆论场并不占主流，它们对澳大利亚决策者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有限。有识之士的苦口婆心，对堪培拉来说犹如对牛弹琴。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该国的经济支柱——矿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中国，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也是中澳关系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他们虽然也是澳大利亚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对该国的对外战略却缺乏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他们几乎一边倒地依赖美国，因此在面临“站队”时，澳大利亚宁可牺牲农矿业的利益，也要追随美国路线，无条件地与中国对抗。

这与其说是澳大利亚精英的主观判断，毋宁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投资、军事和情报方面一直严重依赖美国，无法承受与美国“脱钩”的代价。莫里森今年7月在宣布扩军计划时就强调了对“与美国日益紧密的联盟关系”的承诺，称这“是我们国防政策的基础”。他宣称：“我们与美国享有的安全保证、情报共享和技术产业合作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将继续如此。”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资料图）

如果是正常国家，决策层势必要平衡经济与安全利益，但澳大利亚做不到这一点。《澳大利亚人报》的保罗·凯利就写道：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确保情报和安全机构不主导双边关系。一位政策资深人士告诉我，‘这些机构现在的影响力超过了冷战时期’。”

专栏作家罗斯·吉廷斯也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写道：

“请各位将军注意：中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候：人们看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专家，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今天，情况正好相反：关心我们经济未来的人们正在想，国防和外交事务专家是否知道他们正在玩什么游戏？”

对任何国家来说，由情报机构和将军主导对外关系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澳大利亚，就像他们忠心追随的美国一样，就是这么充满着“昭和气息”。这两个领域也是澳大利亚最亲美的。

自一战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防就一直仰赖美国，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签署后，美澳军事同盟关系更是紧密异常，澳大利亚军队参加了美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干预，从朝鲜一直打到伊拉克；上一届工党政府积极支持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并同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方城市达尔文派驻美国海军陆战队。如今，尽管面临着新冠疫情和严重的经济困局，堪培拉仍豪掷2700亿澳元扩军，莫里森还在接受保罗·凯利采访时夸耀，他的政府已经“豪越”（crashed through）了将军费提升到GDP 2%的目标。

情报领域的美国因素更是浓墨重彩。身为“五眼联盟”的一员，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深度参与了美国在全球的间谍活动，从窃听全球电子通信到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澳大利亚人无一缺席。在反华领域存在感极强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日常工作就离不开美国同行的“协助”。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在抵制华为时格外卖力、美国也对此异常上心。

除了军事和情报，影响澳大利亚决策的其他重要领域也笼罩在美国的影子之下。澳大利亚的传媒主要掌握在两个机构——第九频道（Channel Nine，旗下包括《世纪报》、《悉尼先驱晨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和鲁珀特·默多克集团（《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驱太阳报》和《每日邮报》）手上，后者虽然生于墨尔本，但主要舞台却是在美国。

学界的美国干预也是树大根深。2007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下，悉尼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目的是消除对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对声音。其他许多大学也纷纷开设各类“智库”和“对话”，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军事与情报部门的代表密切合作。例如2016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在墨尔本大学成立了一个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新研究中心，以开发军事技术。截至2018年，已有32所澳大利亚大学成为该国国防部于2014年启动的“国防科学伙伴计划”的合作伙伴。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资本的无形之手。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小亚瑟·库尔豪斯最近的一段表态对此说得非常明白：7月下旬，也就是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后不久，这位大使就在悉尼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投资对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警告不要试图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分开，并补充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库尔豪斯试图将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进行对比，声称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了经济恐吓，但“澳大利亚永远不会看到美国大使威胁要停止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尽管此言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威胁。

美国大使称赞一份由澳大利亚美国商会委托的报告“非凡”和“辉煌”，该报告得出结论称，美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重要性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外国投资者，截至2019年，美国投资总额为9840亿美元，超过所有外国对澳投资的四分之一；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出口和美国在澳大利亚投资产生的收入每年贡献了131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年经济增长的7%。

该报告还强调，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就已经高达1.1万亿美元。“为了复苏，澳大利亚知道它必须、而且将能够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报告称，这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