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现代化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这种互相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作为新中国对如何达到新世界平等秩序所进行的设想，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话中所强调的“求同存异”也能被看作是中国革命经验中所浮现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求同存异”实际上概括了一个独立与联合之间的辩证关系。

今天无论是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再次兴起，还是从恐怖组织的政治宣传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19世纪的幽灵。这个幽灵将20世纪革命进程中建立起的世界主义理想打碎，并将19世纪那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请出坟墓，并让它戴上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面纱。它用反帝、反殖民的语言伪装自己那种虚假的身份政治，用“国家安全”的谎言来掩盖少数人希望“赢者通吃”的野心。它带给世界一种毫无止境的碎片化前景。我们必须将这种虚假的“解放”与20世纪革命历史中的“解放”区别开来。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我们耳濡目染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秩序观。这种包装在经济全球化外表下的秩序观，其内里是美国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这种新自由主义秩序观构建的是一个在全球流动的由商人、资本家与政治精英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依附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霸权机器上，一面用枪炮，在亚洲、拉美与非洲构筑着他们“赢者通吃”的堡垒。一面却又赞颂并实践着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世界“大同”、市场自主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乌托邦。虽然在他们身上，这种对自由的乌托邦已经或是正在变成现实。而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发展模式下所描绘的全球化乌托邦却永远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建立在这种零和逻辑基础上的霸权是脆弱的，这种霸权建立起的世界秩序也是不平等的。

在实用主义零和逻辑上构想的世界秩序非但没能将世界带入和平，相反却使得我们的时代越来越碎片化。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包含了两种内在矛盾。首先，这一原则对一切非西方的、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敌视态度。然而这种零和秩序观本身的全球化过程，则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政治原则。

其次，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试图以经济发展原则领导、甚至取代政治话语及政治行动。由此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却恰恰成为了包括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散乱全球的极端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也逐渐开始收缩，并在奥巴马任期内，开始出现明显的内卷化色彩。而到了特朗普时代，新自由主义秩序观迅速去掉了它自由主义全球化乌托邦的面具，开始露出了它霸权者的獠牙。

万隆的精神，则是我们在霸权者獠牙面前最有力的武器。与其将万隆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绵延的过程。在霸权与反霸权斗争这一漫长的全球史进程中，万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政治实践，才真正将二十世纪的反抗与十九世纪的反抗区别开。这种在民族独立运动运动中形成，但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朝向普遍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体意识，才真正赋予了二十世纪以独特的历史意义，并更能帮助我们来想象一个不同以往的、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今天中国对过去百年从去殖民独立历史进程中总结出的世界观的呼应，也是对万隆精神的呼应，更是对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宣言的呼应。这是中国对今天自我的认识与鞭策，更是对未来世界的期许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