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殷之光】

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在致辞中描述了一副“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图景。这与近些年来流行的零和“文明冲突”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世界秩序究竟是零和冲突为主潮还是以合作交流为主潮，两种对未来的想象方法直接左右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是来自霸权主义国家对绝对安全的狂热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广大第三世界反霸权的努力。他们通过合作互助，在世界事务中谋求空间，反抗霸权主义者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诸多层面压迫。1955年的万隆会议便是这种合作互助世界秩序观的公开宣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那个曾经超越种族、阶级、与身份，鼓舞了地球上几代人的理想，那种对新世界平等秩序的理想，那种可以超越霸权政治的理想，也逐渐被我们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就在1986年津巴布韦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大会上，大会主席、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无不伤感地用“发展与希望——然后幻灭”总结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三世界运动。21世纪的世界似乎也正在不断印证这种无奈。

然而，我们发现，这种面向第三世界，在反抗霸权与寻求平等的共同命运中诞生的现代世界秩序观并未像不少人怀疑的那样，已经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而被中国遗忘。就在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还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将新时期的平等与互助问题，重新摆在了世界面前。

今天，我们重新去梳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个已经被尘封许久，且充满着沉重历史包袱的观念，尝试从非西方世界反抗运动的角度出发，重新去理解20世纪秩序的构成历史，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回应一个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即在这个时代如何去理解并叙述作为普遍性的世界与作为特殊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梳理我们对于过去世纪的认识，同时想象一切可以用时间衡量的未来。

1963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14周年招待会前的几个小时，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当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时，加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同时，毛泽东还对讲话最后的祝酒词做出了修改。原文中，周恩来提出要“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干杯”。而毛泽东则在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了“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的表述。除了外交礼节性的考虑，这个修改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从建国，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苏论战的展开以及美苏、美欧以及美国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于世界和平与解放进程，以及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诉求这一整体战略眼光的发展变化。

同年10月，当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这与毛泽东1958年在读了宦乡针对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破裂问题的报告后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这一判断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那种霸权式和平状态的不稳定。

对霸权秩序不稳定的认识，也伴随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间建立起反抗霸权，寻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这种外交努力不仅包含了一个新生国家对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现实主义政治选择，也延续了从革命时期便开始的对新世界平等秩序的想象与追求。正如新中国一样，冷战时期，不少新独立的国家也都在进行着这项伟大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