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吗？

吴士存：首先要说明一点，一国的军事力量伴随着其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人员对外交流的增多而相应发展，是普遍的国际实践和历史的必然。看看历史先后出现的英、德、日、美以及苏联等几个大国，没有一个例外。中国目前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和游客输出国（2019年约3亿人次），军事力量有一定的提升是无可非议的。

国际上对中国军力的发展反应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发展的逻辑，将“国强必霸”的帽子戴到中国头上，夸大其词、故意渲染中国军力，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另一种是不适应或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和军力发展，并由此产生的恐惧心理和过度解读。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也不能奢望有一天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喊好或感到欣喜。

记者：中国对美国和法国在南海的航行有何看法？

吴士存：对美国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即：反对。美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奉行“炮舰外交”手法，这不仅无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也是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挑衅。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倘若一味追随美国，和美国一样也来挑战中国的南海权利和主张，只会加剧海上紧张局势并给中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中国是不会欢迎的。

记者：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变成了对美国的威胁了？

吴士存：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人为凭空捏造出来的，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开始热衷炒作“中国威胁论”，试图把中国确定为新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差距不断缩小的背景下，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修正主义”等论调再度甚嚣尘上。

回望美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史，也就对此见怪不怪了。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发展史证明，美国是一个不习惯没有对手的国度。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塑造或寻找对手”和“打败对手”的扩张称霸史。

2021年4月，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中国的威胁无与伦比”，包括中国的“地区侵略性、网络能力和经济影响力”  视频截图

记者：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事务的处理怎么看？

吴士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始终把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放在首位，没有任何妥协和回旋余地。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史，凡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美国遵循“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偏差的时候。凡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或出现倒退的时候，大都是因为美国违背了“一个中国”的承诺。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在违背“一个中国”承诺上已经越走越远。例如，《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障倡议法》、《台湾保证法案》《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中的有关条款，还有一些国务院取消美台官员交往限制的行政命令及美高官访问台湾的举动，都导致了“一中政策”名存实亡。事实上，美国的“一个中国”“保持现状”到现在的“放纵台独”“触碰红线”，都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需要，以及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记者：中国对拜登政府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怎么看？

吴士存：特朗普时期建立的四方对话机制或“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量身定制的一个安全“同盟”。其目的是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抵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方向的影响，并从南部方向围堵中国海上力量走向大洋。拜登就任总统后，在很多国际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去特朗普化”的作法，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出现了一些微调，但在“四国安全合作机制”上反而出现了强化和加快落实步伐的趋势，并出现了成员扩大化、机制北约化，以及覆盖范围延伸至南海的苗头。四方机制现阶段可能会给中国的周边稳定、南海安全和“一带一路”推进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脚步，也成不了亚洲版的“小北约”。

记者：您觉得“修昔底德陷阱”存在吗？

吴士存：这是一个“伪命题”。用2500年前两个城邦之间的冲突和兴衰来比喻今天的中美关系，作为一种学说既不严谨也不合逻辑。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世界结束之前的情况，更不用说是2500年前的人类社会。

第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技术文明进步对国际秩序演变、国家行为模式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和深刻。尤其是我们拥有能够毁灭全人类、且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核武器的今天，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以阻止对方崛起或试图消灭对方的全面战争是难以想象的。第二，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使得不管哪个国家都难以承受也不愿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第三，中美应该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如何相处，并找到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言破产之道是迟早的事。譬如，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都为破解这一预言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的人类社会还会出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围绕海域权属的紧张局势说明了当今世界的什么问题？

吴士存：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目前仍有超过200起因岛礁领土主权、海域管辖权主张及海洋资源开发等因素引起的海洋争端，并有至少6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岛礁领土和海域主张争议，虽然历史背景和起因各不相同，但都有共性的一面。即：传统地缘政治和海权思想根深蒂固、人类资源开发的活动重心开始由陆地逐步向海洋转移、全球海洋秩序处于新旧交替阶段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海洋规则和依据规则进行的裁判机制具有先天性缺陷，等等。这些因素是近年来全球海洋争端和海上安全形势持续升温的主要原因。

从北极纷争到东海、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各种类型的海洋争端，背后都有大国权力竞争的影子。因此，从这个层面看，全球海洋争端紧张加剧不仅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因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而引发的新一轮制海权的竞争，同时也是大国争夺未来国际秩序支配性地位的一个缩影。

记者：您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并存吗？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

吴士存：需要澄清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是超级大国，也不认为应该以意识形态来划分这个世界。中国无意取代、也取代不了美国，美国也不可能阻止或扼杀中国的发展，因此，中美共存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宿命，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选择，只能接受和面对。

但我们应该思考，中美今天的竞争和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两国应以什么样的方式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成为现实。

美国不应该把“昭昭天命”奉为与他国相处的尚方宝剑，幻想和迫使中国接受其预设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模式，而是应该遵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学会在多样化的世界中与别国和谐共处，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主权、安全、发展的合理利益诉求。美国还应该接受多极化将是国际体系演变的必然趋势的现实，适度控制其“霸主”欲望。

同样，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学习如何从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向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在全球治理、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和人类科技进步等方面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中美两国可以竞争，但是不应仅以此来定义两国关系。中美建交以来的短暂历史告诫我们，“合作与包容”而不是“竞争与对抗”才是中美正常交往的应有之道。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