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与“丑”的对立分化

媒体时代，有关重构身体的知识广为流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源对自己的身体实施控制和照看，没有资源但掌握这种知识的女性会在主观上感到被剥夺感。由于女性所拥有的资本存在差异，她们并非都拥有自主选择整形的机会。

尽管“网红脸”可能给女性带来一些社会资源和认可，但由于它所参照的整形模板的单一化和西化，“网红脸”并不是真正受推崇的“美貌”，因为它与中国女性的身体条件存在较大差距，不够“自然”，且“千篇一律”，不够有辨识度。娜华和莉莎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要想像明星一样又美、又自然，就必须要有过硬的底子、审美以及钱包，这样才能在这条整容变美的道路上走下去。（娜华）

美是稀缺资源，网红的美女放在大的人口总数里，依然是稀缺资源，我们觉得腻了，是因为曝光得多了。（莉莎）

只能整形成“网红脸”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女性都拥有足够的整形资源和机会，她们只能选择前面谈到的单一化、西化的整形模板。

以布迪厄所说的经济资本为例，拥有足够经济资本的女性更有可能通过整形获得更自然的、高级的美貌，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拥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大多数女性只能购买所谓的“整形快餐”，即模板化的整形标准和程序，将自己改造成所谓的“网红脸”。

“千篇一律”的网红脸显然不如高级、自然的美貌受欢迎，因为它易得、不够稀缺。但它仍可能为女性带来回报，因为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中，拥有一个更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外表仍有机会获利，这也许是很多女性明知道自己可能被整成“网红脸”，却仍然要作出整形选择的原因。

而那些缺乏经济资本的女性只能维持自己原来的样子，正如斐依所说的：“贫穷不允许我有这种（整形）决定”。女性当然明白身体资本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因为所有的广告、杂志等大众媒体都这样告诉她们，但是在考虑身体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之前，女性需要考虑其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去整形从而获得身体资本。

在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明码标价的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必须去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不同身体资本的女性之间便会产生更深刻的且伴有明显敌对情绪的分化。因此，从宏观层面上来讲，由于女性个体在资本获取和资本转化上的不平等，整形会加大女性间的分化。这种阶层分化的形成过程十分迂回和隐蔽，因为它超越了阶层分类的传统测量方法。

正是在美貌与道德败坏的两端之间、美与丑的对立和竞争状态下，女性主体出现了分裂，女性群体陷入了敌对的、竞争状态下的分化。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深入访谈和虚拟民族志方法对青年整形女性进行研究，探讨社会互动和消费文化如何促使青年女性形成长相“丑”或“有缺陷”的自我认知并作出整形的决定以及整形的过程和结果。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人际困难和两性关系是让女性意识到自己长相“丑”或“有缺陷”的关键因素。

对女性来说，长相“丑”或者“有缺陷”是一种阻碍她们享受生活的社会障碍。因为“丑”而在社会互动中遭受的挫折激发了女性对自己的否定，外貌成为女性对自己进行价值评判的核心。在对自己形成“丑”的自我认知之后，整形技术的发展、消费文化对美的建构和同伴压力是促使女性作出整形决定的三个关键因素。

整形给部分女性带来生活上的积极改变，甚至被女性视为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和把握。然而，无论从整形的标准还是从整形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整形给女性带来的更多是“虚假的自我”、主体的分裂和群体的分化。

正如沃尔夫所说，父权制对女性的控制现在都转置到了女性的身体和脸上，这种父权控制经由消费文化，借助手术刀、药物、针筒等工具，最终由被“虚假的自我”所激励的女性施加在自己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整形是女性的自主选择。

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境况的改善，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确实有了提升。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消费文化对传统性别符号资源的开拓不仅使女性不断被客体化和商品化，其对自由、选择等部分女性主义元素的收编更使传统的女性主义失去批判力，女性主义概念亟待更新。

笔者不赞同传统女性主义学者将女性视为全然被动的父权制的受害者或消费文化的“傀儡”的立场，也不赞同对女性在整形过程中的个体能动性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倾向不仅可能让我们忽略女性个体与结构性压迫之间博弈的动态过程，还让我们简化甚至无视其他对女性造成压迫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所处社会语境的发展变迁。

就国内语境而言，相较于西方女性运动，中国的“男女平等”是通过国家政治、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未经女性主义大潮冲击的中国女性，始终缺乏对社会性别观念的理解，她们甚至对女性主义充满偏见和误解。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改革开放前“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话语的批判，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演变成了“回归女性”的性别话语。对“回归女性”的渴望，以及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的缺乏，使得中国女性毫无抵抗力地投入到西方消费社会所创造的性别文化中，成为商品经济剥削和利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