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之后：“虚假自我”、主体的分裂与群体的分化

消费文化将选择、自由和整形相类比，这不仅使女性被“虚假的自我”所激励，抹去了整形前、整形中和整形后女性所承担的困扰、风险与痛苦，还抹去了女性在整形实践中所遭遇的性别、资本等方面的不平等。

（一）“重生的喜悦”

消费文化对身体理想型的推广以及同伴群体整形的成功促使女性作出整形的决定，她们渴望通过整形获取美貌以拥有更多的协商生活的能力，进而通往美好的生活，成功整形所带来的“美”对她们来说等于“重获新生”。整形确实给一部分女性带来了某些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自身性格的改变和生活上的实质性改善。

在线上、线下的同伴压力之下，晓泽最终决定整形，她十分感谢自己的整形经历。

现在还是在恢复期，我看着自己的脸一天比一天自然，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自己的新样子，我觉得人生是美好的……相由心生，反过来外貌也会对一个人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年来我从一个内向自卑、沉默寡言的小孩变成这样一个喜欢交朋友、喜欢笑，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成年人。（晓泽）

另一位整形女性思妍也自述了整形给自己带来的在亲密关系和工作上的惊喜改变。

身边的异性缘也好了起来，开始慢慢有人追。去年我还鬼使神差地去航空公司面试，并且成功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空姐，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这是离我很遥远的职业，都不敢去想象的那种。或许整容就是这样，它让你变得漂亮，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甚至实现阶级跨越。（思妍）

成功整形不仅给予这些女性梦寐以求的“美”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善，还被这些女性视为是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和主动把控。

我想我也要变美，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我不想继续这样自卑，我想像别的正常的女孩子一样可爱开朗，在最美的年龄做最美的自己……其实我不认为整容会上瘾，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在说自己要求越来越高了，每个人都想变成更完美的自己，都在不停追求更好的生活罢了。（晓泽）

这是我自己的脸，别再一厢情愿觉得我就是个受整形医生和虚荣蒙骗的傻大姐，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辰欣）

然而，对所谓的“自主选择”和成功整形所带来的自信、快乐的强调让人们低估和忽视了女性在整形前以及整形中所遭遇的痛苦和风险。女性有选择做整形手术的权利和经济能力，但她们是否同时拥有选择不做整形手术的社会环境，她们是否拥有制定和选择整形标准的权利？

正如相关学者所说，如果说女性拥有整形选择的话，那么这种选择一定是发生在意识形态真空中的，因为没有人会选择被嘲笑、奚落、拒绝和抛弃，更没有人会选择手术刀、药物和针筒。

（二）“虚假的自我”

社会互动中的困扰以及消费文化对身体理想型的建构与推广让女性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与它应该看起来的样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导致女性产生一种羞耻、内疚和焦虑的感觉。

然而，当前消费文化是以利益为驱动，以自由、选择等新自由主义话语为包装的，它在指出女性身体的问题和不足的同时，为女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但也把责任和风险留给了女性。尽管整形给部分女性带来了生活某些方面的积极改变，但无论从整形的标准，还是从整形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整形给女性带来更多的是风险和绝望。

接下来，笔者将围绕整形标准、整形过程以及可能的风险和结果来讨论整形给女性带来的焦虑、痛苦甚或是对人生更深的绝望。

1.整形标准的单一化和西化

“网红脸”是在关于整形的网络版面以及访谈中经常被涉及的话题之一。之所以称之为“网红脸”，是因为目前在网络走红、依靠身体和脸追名逐利的很多女性都拥有受访者口中的“千篇一律”的整容脸。这些“千篇一律”的整容脸的基本特征是欧式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深眼窝、白皮肤、丰乳细腰等。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在服饰装扮方面都致力于与西方接轨，因此改造中国女性身体的技术、程序和标准也以西方为参照。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一步与西方消费社会接轨，这使得中国女性受到了以西方消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父权制下的“美丽迷思”的规训。正如摩根所说的，整形的手术刀是父权制下的魔术刀、欧洲中心主义的魔术刀以及白人至上的魔术刀。

笔者访谈的几位受访者都感受到了这种西式的整形标准与本土的审美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的错位。

肖颖在国外上的大学，毕业后特意回国削骨，找的是一位在某知名医院工作的知名医生，但这段经历令她无比悔恨。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魔怔了去削骨。我身边当时都是西方人、华裔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几乎都是小脸的（至少当时的自己这么觉得）……我社交的时候有些不自信，我都怪在我的脸型上……当时就各种不满意。削骨以后……我的下巴和下唇的肌肉僵硬，感觉怪异，又痛又酸，笑起来很怪异。（肖颖）

另一位被访者薛杨告诉笔者，她割双眼皮后她身边的男性朋友告诉她，“你单眼皮挺好看的”“割了（双眼皮）以后显老”，这使她感到十分困扰。而王丽在选择双眼皮标准时刻意选择了她认为更适合自己的“小一点、自然一点的（双眼皮）”，因为“欧式啥的，看着有点奇怪”。

这种整形标准与本土审美的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标准的非本土化特征，体现了女性整形实践中的后殖民主义特征，即西方国家在整个主流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以及非西方国家的“他者”地位。

此外，不仅仅是整形标准西化，笔者发现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观念也体现出了非本土的特征。薛杨这样说道，“我还是我，身体跟名字一样，不会影响本质的我……而且我觉得整形也是一种体验，人生体验啊，就是多一种经历。”

这种关于身体的观点显然深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身体被看成一个处于“形成”（becoming）过程中的实体，是一项应当进行形塑、打磨等种种尝试的规划，它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的观念不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女性的整形实践经历中呈现出了后殖民主义的特征。

西方国家的这种主体位置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的矛头所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女性的经历不应该被简化成单一的受压迫模式，并不存在普世的、没有差异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