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青年性别比偏高导致男性婚姻挤压严重，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男性未婚人口剩余，给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带来隐患

性别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青年人口基本的结构特征。性别结构失衡会导致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数量失衡，进而出现男性或女性择偶困难的婚姻挤压现象，性别比偏高表现为男性婚姻挤压。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2020年未婚青年性别比达到了135.39，高于2010年124.26的水平，这与新加入青年队伍的出生队列出生性别比较高有紧密联系。在青年群体内部，未婚性别比呈现年龄越大，未婚性别比越高的特征，20岁青年未婚性别比为112.57，35岁青年则高达243.20，说明年龄越大，男性青年婚姻剩余越严重。

由于长期的生男偏好和女性青年流出务工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男性青年婚姻挤压明显比城市地区严重，2020年，农村地区青年未婚性别比为158.03，比城镇地区高出了30.54，且青年年龄越大，未婚性别比的城乡差异越大，可见农村地区的青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婚恋难”“婚姻挤压”等问题。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是个人成年的社会化标志，在我国普婚的社会环境下，婚姻也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大量的男性未婚人口不利于青年个体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一，遭受严重婚姻挤压的青年不仅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压力，“被动单身”也会危及其自身身份认同，降低其心理的内在安全感，且部分群体可能将婚姻挤压问题归因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外部因素，引发一定的制度信任风险。

第二，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异质性婚姻匹配逐渐增多，但同质婚（夫妻双方社会经济地位相当）仍在当前婚姻匹配模式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在异质性婚配中，农村女性更容易通过婚姻迁移到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层面的弱势地位和农村女性的流出使得农村地区的剩余男性青年面临更为严重的择偶困境，长期的婚姻剩余可能会迫使这部分人群采取过激行为来满足其自身需求，甚至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如非法性交易、非法跨国婚姻、人口贩卖、性侵犯等，影响社会公共安全。

农村地区所积累的大量单身男性由于缺乏配偶和子女的支持，家庭养老功能缺失，同时农村地区的养老经济能力弱于城市地区，大量的男性剩余将进一步加重农村基层政府养老负担和养老难度；而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育龄女性规模缩小可能加重农村因人口流失所带来的出生人口减少，农村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以上问题都将给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小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等统计数据，总结了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青年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特征，并对当前青年人口变动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

从研究结果看，我国青年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特点，且由于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未来我国青年人口规模仍维持下降趋势，同时极低的死亡率水平下老年人口规模加速增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青年占比低于全球和印度水平，甚至低于美国青年人口占比，向深受少子化困扰的日本状况靠近。

在性别结构上，我国青年性别比波动较大，青年性别比在2000年恢复正常水平后，近年来迅速上升，目前处于失衡状态。区域分布上，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年流入城市，青年人口城镇率快速提升，且青年城镇化水平始终高于总人口。

青年人口规模及占比的下降与青年低婚育意愿相互交织，增加未来人口结构失衡风险；同时人口流动的便捷性与各城市“抢人大战”相伴，扩大了区域间青年人口发展失衡的风险，不利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青年性别比偏高则导致男性婚姻挤压严重，大量的男性未婚人口不利于青年个体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1.重塑婚育文化氛围，拓宽未婚青年交友渠道，降低生育、养育及教育成本，从观念引导和降低婚育成本着手提高青年婚育意愿

第一，重塑婚育文化氛围，建立尊重婚姻、尊重生育的价值理念，消除青年对婚姻及生育的焦虑和恐惧。加强对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的引导，严厉打击婚托婚骗重婚等违法行为，强化青年对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的尊重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传递积极、健康、美好的婚恋观、家庭观和生育观。

第二，发挥群团组织优势，构建青年沟通和交友的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实现“平台、活动、服务”并行发展的青年婚恋交友服务格局，为有结婚意愿的青年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

第三，通过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建立灵活的、政府补贴的托幼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措施，解决好适龄青年在教育、婚育、工作等多领域的角色冲突，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提高青年家庭在生育、养育和教育过程中的美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