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界，最典型莫过于各大券商、投行的研究团队对一些行业不定期地推出的“研报”。有一些学术研究团队也会长期跟踪某个行业或产业，希望能够了解所在行业的微观变化，从行业研究角度推进学术理论的升级与更新。

最典型的莫过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每年推出的大型系列“皮书”，在每年的岁末年初对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内容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金融、法制、医疗、房地产、旅游、人才、教育等经济社会生活各个行业的方方面面，撰写者有来自智库界的，也有来自学术界的。

三是服务于政策的研究。服务于政策的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一般都是政府部委内设的“研究局”、“研究室”、“研究中心”等，比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下属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商务部研究院等，各省委省政府也有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

这些机构有的专门为领导人撰写讲话稿，编撰新提法、新思想，有的则聚焦在某条政策的论证、研究与出台过程。许多智库近年来在一些领域打破了行政体制内的思想服务垄断，为某个或几个部委制定公共政策，形成了政策制定前多渠道的知识与思想供给现状。^【36】

不少学术研究机构也会收到各部委的重大社科课题，以期在更深理论层面进行政策论证。从学理上看，政策研究本身就是一门严谨科学。对于政策研究的具体概念，美国学者斯图亚特·S·那格尔则说：“政策研究可以总的定义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的研究。”^【37】

可见，政策研究不只是短期的对策研究，智库与学术之间都能为具体的政策服务，区别有时仅仅在时效、角度、篇幅方面，为此，西方学界专门曾研究过智库与学术之间的鸿沟，认为学术界就某个具体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会立刻转化为政策，但却涉及到政策制定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是决策部门可能无暇顾及却又必须要有的。^【38】

四是服务于战略的研究。这里主要是指服务于国家最高决策层、从国家全局考虑谋划实现长远目标的规划，而不是指商业战略或企业战略，也不只是指军事层面的作战谋略。战略研究往往站在最高决策部门的高度，以国家本位的立场，超越部委、区域的利益，探索出让最高决策层能够推行并在相对长期的时间内能见实效的解决方案。^【39】

一般情况下，战略研究的能力，需要大量的论证，需要短中长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变量分析，需要站在决策层的高度通盘考虑，这些都是智库与学术学者都能齐力而为之的努力方向。从战略层面上看，学者还应该为一国战略意图的实现发挥国际传播、游说沟通等公共外交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一家顶级的中国智库不能只是影响中南海，也应能影响美国白宫，诚如美国优秀智库不只是影响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决策层也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一样。许多学者都能以“战略研究”自居，但无论是智库界，还是学术界，真正能服务于一国最高决策层的是极少数人。

结论

智库和学术的差异虽然自古有之，存在着行业主体、行为旨趣、工作内容等方面的深层差异，但两者并非是两个完全不相干或者很少交叉的领域，也并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智库学者不等于只会简单的“短期研究”或“对策研究”，优秀的智库学者往往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往往只是社会分工使其较少或不愿写长篇的学术论文；学术学者也不等于只是“理论研究”或“与现实不相关的研究”，优秀的学术学者（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往往对现实与政策保有长期的兴趣与关注，常常会成为决策者的座上宾，由此可推出智库与学术之间应有的互视态度。

第一、智库与学术学者应相互尊重。在浮躁的信息化时代，写上佳的学术论文不易，当教授也越来越难，需要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剑，做得了冷板凳。同样，写一篇流传千古的智库报告也很难。传世的学术巨著不多；真正令后世记住的政策报告，如诸葛亮《出师表》、贾谊《过秦论》或乔治·凯南署名为“X”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进而推动美国遏制苏联那样的名篇同样是少见的。

通常情况下，一些智库学者鄙夷学术，认为后者是过于阳春白雪，“自娱自乐”；一些学术学者看低智库，认为后者成果是易碎的、肤浅的，其实都是针对对方低劣作品的指涉。事实上，低水平的学术文章往往是对现实、政策缺乏了解的；低水平的智库报告往往是缺乏学术功底的。无论智库，还是学术，应该共同鄙视、谴责那些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课题经费与纳税人钱的学者。

第二，智库与学术学者应相互团结。全球化时代使各国智库数量激增，在国家权威下降、跨国问题涌现、国际行为体增加、信息流量剧增的大背景下，知识生产与传播呈现了跨国化、网络化的特征，承担了大量国际组织与技术性工作，影响着全球治理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制定。^【40】

相对于国内议题，近年来兴起的大量全球议题如G20、一带一路、气候变化、绿色金融等，都需要智库界与学术界齐心协力，推进多元化人才流动，博采众长，分享信息，依靠建立更广泛的国内外知识与思想网络，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与话语权，寻求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进而推动国家与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智库与学术学者应相互促进。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感受到思想竞争的现实状况，希望缩小智库与学术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41】一篇优秀的学术产品需要有更多像智库那样持续的“田野调查”、“对象访谈”，即使是一篇优秀纯理论的学术文章，也需要有最全面的文献综述以及对最新现实更普适的解释。

而一篇优秀的智库报告若能有学术逻辑与理论规律的支撑，必定能够让决策者更信服。智库报告所需要的选题敏感性，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选题。多数学者都记得，在写博士论文时往往会有一段必不可少的章节，即“论文意义”，那些有现实意义、政策意义而不只是学术意义且论证充分的博士论文，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评价。所以，只有重拾“学以致用”、“家国情怀”的士大夫精神，才能使智库和学术在方法论上相互借鉴。

好的学术研究往往有基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创新研究方法。^【42】梁启超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精深，但常规定之研究范围，创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以贯注之。”^【43】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不只是取决于学者的理论素养，很多时候也取决于学者对动态、现状等政策问题的敏锐、细致和创新。

同样，智库学者完全可以充分保持自己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尊严的前提下冷静、客观地分析政策，并寻求政策难题的解决之道。面对现实与政策的学术研究，往往能让学术研究探索到新的理论动向，获取理论升级的动力。^【44】有学术功底的智库研究，会将智库产品显得更厚重。

诚如上文所言，最顶尖的学者往往上得了“学术殿堂”，也下得了“智库厨房”。智库与学术不是有你没我的“零和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包容关系。正如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智库与学术发展的要求时提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45】

在当下“学术已走进死胡同”与“智库报告太浅薄”等双重批评不绝于耳的舆论背景下，寻求智库与学术双方相互尊重与借鉴，共同进步是相当有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高校也可以建智库；智库里也需要有更多实质性的学理思考。对学术管理者与智库负责人而言，也要为两者的融合与借鉴进行机制性的改革。让研究方向更贴近社会、现实和政策，让研究成果更易普惠大众，在未来发展上杜绝学术精英化和智库空洞化的不良趋势，才能让两者的方法论更好地结合起来，进而为社会与国家做出更大贡献。^【46】

(本文学术版刊于《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2期，网络版授权观察者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