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普京政治失败论与民粹主义挫折论。

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7点和第8点。福山认为普京的强人政治是其支持来源，而表现无能或遭受权力剥夺会导致普京决定性的政治失败。

这是对普京权力之政治基础与合法性的分析，其中没有提到普京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主选举体制选举产出的，也没有提到普京上台以来恢复俄罗斯民族主义及重构俄罗斯联邦的有效进展。福山的言下之意是，在美国发动的全体系制裁下，俄罗斯寡头势力和国内反对派会因遭受经济利益损害而加速政治反弹，会以推翻普京的政变来终结俄罗斯强人政治，换取西方的政治谅解并解除经济制裁。

这是完美的俄罗斯“二次颜色革命”路线图，是休克疗法失效后再次的大剂量注射行为。但俄罗斯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到底是什么？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到底如何？在这方面，福山的分析只是外部性的自由民主规范性批判，不涉及对俄罗斯历史传统与政治思想基础的内在分析，对普京主义20余年民族主义政治积淀也缺乏科学的评估。福山对亚历山大·杜金的系统理论似乎也没有阅读兴趣和知识性消化。如果福山以为普京高估了乌克兰的亲俄势力，福山自己可能也犯了错误，高估了俄罗斯的亲西方势力。福山显然将普京视为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者，且在全世界有着政治同类（比如法国的勒庞、匈牙利的欧尔班、巴西的博索纳罗、美国的特朗普等），而随着普京主义的失败与普京可能的政治出局，他的政治同类也会遭受重挫。

福山显然将民粹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之敌，但他应当知晓整个西方民粹主义正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演变异化而来，是对自由民主内在的精英本位与利益内卷的政治批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就是典型事件。

当特朗普公开称赞普京军事行动正确性时，福山应该感受到美国危机的加重，因为民粹主义不是自由民主的外部敌人，而是自由民主的内在缺陷。当特朗普2024“王者归来”时，不知福山如何理解和接受。进一步，福山论述偏向于民主党的自由普适主义，但这只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且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矛盾，社会造反与阶层撕裂的思潮和动力已在美国内部积聚，看看中期选举和2024大选结果吧。

特朗普支持者攻入国会，图自澎湃影像

第三，全球治理失败论与外交谈判无效论。

这涉及文章的第3点和第4点。福山认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毫无作用，联合国大会决议是有用的，可以用来甄别：谁是自由民主的盟友，谁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福山提到了根据大会决议投票情况出现的两个异类：“坏分子”，当然是指投反对票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敷衍分子”，当然是指投弃权票的中国、印度、越南等国。

福山的全球治理失败论我基本赞同，我也专门撰写过《俄乌战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中新社“东西问”专栏）。二战后的联合国体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制度，是建立在“大国一致”基础上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这就决定了安理会治理能力的限度：只有大国一致才能有实质性决议和行动；如果大国分裂，相互否决，就只能瘫痪无为了。

这一制度架构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世界政治的真相是大国协调共治，安理会只是落实共治方案，如果无法协调成功则大国之间的利益斗争仍未结束，就只好交给大国反复直接地斗争和妥协，直到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纵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历史，重大国际争端之解决都是循此先例。

福山也同时认为在俄罗斯崩溃失败前无法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福山入戏太深，将乌克兰战争当作“三战”处理，等着确认俄罗斯的战败国地位之后再谈外交媾和与国际法解决方案。但俄罗斯战败只是一种主观推测，而外交谈判一直在多种渠道展开。

对乌克兰而言，如果进一步确认西方的虚伪和利用意图，以及国土焦土化及国民难民化的长期危害性，求和之心必然占据主导。福山对乌克兰问题的外交解决和协调解决的前途看得太悲观，是对当代国际事务与地缘政治现实失察的体现。

由于制裁和反制裁带来的能源、市场和安全危机，欧盟立场已有松动，美国盟友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全球经济受损面与日俱增，外交谈判和国际法解决方案是值得理解和追求的，而且大概率很难以俄罗斯战败为前提。

但美国如果一味捆绑西方盟友并蛊惑乌克兰焦土抵抗，和平必然迟来，灾难却是各方的，美国最终也很难置身事外。要结束的是北约东扩，要实现的是安全相互保障，要保护的是乌克兰和平与稳定，要制度化确立的是俄罗斯与北约的长期安全保障法律架构。

当然，即便乌克兰问题得到制度化解决，俄罗斯也必然会成为西方长期的“他者”，而俄罗斯也不得不走上民族复兴的“普京主义”道路，不可能重回休克式融入西方的“叶利钦主义”道路。而随着乌克兰问题的制度化解决，21世纪的国际法秩序或有新的增量和规范性成长。

第四，代理战争正确论和自保战争论。

这涉及文章的第5点和第6点。福山认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间接战争策略和代理战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美国拒绝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而是采取全面制裁、大规模军事援助、外援志愿军团和情报系统支持等方式介入。对核大国而言，军事力量之间直接交战就是新的世界大战了，而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可以留有回旋余地，根据利益需要随时调整具体立场和政策。泽连斯基一直在呼吁西方直接参战，并以政治悲情渲染和道德绑架，但拜登保持了基本的战略清醒，拒绝了激进的直接参战，也拒绝了禁飞区计划。

福山判断北约军队已接管乌克兰军队的情报系统，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这不是乌克兰的孤军奋战，所以福山的俄罗斯必败是建立在北约深度介入基础上的，北约的强大军事援助系统是福山信心的终极来源。

但与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相应的是，乌克兰至少在战争形式和直接牺牲上必需承担“自保战争”及其巨大牺牲，即无论外援力量多么强大和深入，战场上的主要作战任务还需要自己去完成，乌克兰必需依靠自身的英勇无畏打败俄罗斯军队。

这种“间接-代理-自保”式的战争模式，是乌克兰战争的现象全景，也是西方与俄国、中国之类大国展开极端对抗的“最后理性”的形式。因为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了。俄罗斯宣布核武装处于战备状态以及不能保障与北约之间不发生意外，是在以国家终极实力为北约战争介入行为划定底线和红线，也是对上述“最后理性”的回应性保障。

泽连斯基不懂大国之间战争的“最后理性”，可能给乌克兰带来进一步的损害和混乱。福山也意识到这场战争给乌克兰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他根本没有兴趣讨论如何减少代价以及如何补偿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而是坚定站在美国政府立场鼓励乌克兰抵抗到底，不惜任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