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霸权主义非理性对抗的核心目标国

美国霸权集团非理性对抗的目标国很清楚，就是东方中国。

历史地看，美国与中国这一“竞争对手”关系的最终构成，是历史几经转折变形的结果，是中国这样一个从灭国绝境中走出来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的国家宿命，更是一种看似偶然的历史必然。

就总体框架说，自1783年英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地位，美国进入世界舞台，到1841年美国参与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从而以国家名义进入中国——强迫中国签署不平等的《望厦条约》，与中国通商；此后，美国又加入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才渐渐深入地介入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曲折发展。

从19世纪美国进入中国，到当代现实，中美关系充其量不到180年。对于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这是弹指一挥间的历史认知。但对于历史短暂的美国，则几乎构成其自立国以来一直如影随形的一个历史噩梦——一个神秘穷弱而偏偏总是导致美国屡屡失算无法把控的东方国家，一个难以预测而又无法灭之的永远横亘在美国心头的不愉快存在。

中国清末及中华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时期，因为美国自身尚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狼，美国对中国的总体政策，及历史实践所体现的国家行为，是略微开明于其他列强国家的；其实际目标，是争取在中国拿到更多的殖民地利益。此间数十年，美国人与美国文明，在中国留下了较为开明良好的国家形象记忆。

1930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狼，并成为世界同盟国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支柱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国策，是友好结盟并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轴心国。其时，美国的潜在实际目标，是将这个深具潜力的东方大弱国打造成美国的忠实盟国，使其成为战后美国在东方的坚实阵地。为此，美国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并基本一边倒的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当时的美国，在中国普遍拥有良好的历史形象，国共两党曾经不止一次地接受美国主持的停战谈判。

1949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迅速在内战中获得了最终胜利，并基本重新统一了中国疆域。美国基于反共产主义的西方立场，及偏狭的宗教精神，将中国新政权的成立，看做是中国加入了苏联阵营而成了美国的敌对国家；因此，认定是美国 “丢掉了”中国这个最大的东方阵地。为此，美国非常懊恼，其国务院发表了以“是谁丢掉了中国——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为题的大规模政府文件，系统公布了自近代史以来所有的对华关系文件，力图检讨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以致竟然没有把控好如此孱弱古老的一个大国而使其脱离掌控。

结果，美国仍然莫衷一是，仍然一头雾水。

显然，1949年之前，美国是将中国看做整个西方势力范围的一环，且越来越成为美国独家控制的忠实盟邦。美国的全球布局，是力图使中国成为世界反共产主义的东方堡垒，也成为美国霸权最大的海外利益输送地。这一长期谋划突然破碎，美国的失落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序言的最后部分，发出埋定时炸弹式的历史预判，大意是说，拥有3000年文明的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来自北方的威胁，相信中国人民在未来的民族主义对抗中，能够找到振兴中国文明的历史道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发生了实际性的历史逆转。

朝鲜战争以严酷的正规战争方式，完成了中美关系历史转折的实际内涵。由此，美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敌意与仇恨。美国政府完全没有预测到，站立在废墟上的新中国竟能坚定出兵朝鲜，以美国人完全不熟悉的战争精神与战争智慧，凭借着落后的装备将美国硬生生打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次大规模战争的“未能获胜”，对美国的国家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当代军事历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写了一部《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的大书，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第63章的标题是“朝鲜战争的长期阴影”，其中如是说：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着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

战胜曾经打败过美国的敌人，当时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的确，从朝鲜战争的挫折中产生的敌意，已使美国领导人对人民共和国的怒火骤升为一种血海般的深仇，其中的狂热、固执与非理性，完全同实际危险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争执截然不同……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见美国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573—574页。）

也就是说，从此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看做敌对国家了。

朝鲜战争之后直至1970年代，美国全面封锁中国20余年。

1972年，美国基于对抗苏联帝国的迫切需求，策略性的与中国结束了冰冻时期，被尼克松称为“又夺回了中国”——与当年的“是谁丢掉了中国”相呼应。此后，中美又正式建交。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两国基本上是在有所戒备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经济往来逐渐全面恢复。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89年的10年，是中美关系相对融洽而被人称为“蜜月期”的短暂时光。之后，美国以人权道义为名义，对中国重新回归经济壁垒状态，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坚持更大程度的改革开放，从1992年开始，中国坚持对美国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原则，在美国的遏制政策下，既正视分歧又坚持合作。在此二十余年，中国获得了较大发展，国家基础更为坚实。

从克林顿任期之后，美国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状态，做出了某种历史性质的定位。奥巴马时期，又提出“重返亚太”的美国战略，进一步认定中国是美国发展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尚未丧失最后的国家理性，还没有进入偏执的非理性状态。如此，中美关系在既有经济依存又有国家安全分歧的摩擦状态下，颇为艰难地前进，直到世界瘟疫突然到来。

回顾180余年的中美关系历史，中国方面的历史主题，始终是救亡图存之后的求稳定求发展，自觉地对美国保持了努力争取双赢的合作国策。美国的历史主题，则是不断攀升世界霸权的全面度，不断清除霸权障碍国家的进攻性历史脚步。其中，对中国更是步步紧逼，或者策略性利用，或者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很清楚，中美关系的长期主导性矛盾方面，是力主独赢的强势美国；非主要矛盾方面，则是主张双赢多赢的发展中中国。

美国日益鲜明的国家焦虑，与其说是对中国持续成长的国家力量的忧心，毋宁说是对这个拥有深厚文明且五千年不灭的古老大国的无法预测性与难以把控性的日益强烈的深层恐惧感。100余年来，美国与欧洲国家，没有一次能够准确预测中国的历史脚步，没有一次能够以在其他国家屡试不爽的种种手段搞乱中国。硬性强撼不能，和平演变不能，军事围堵不能，颜色革命不能，经济遏制不能，贸易战不能，挑动分裂也不能；分明早已经将中国确定为对手了，却硬生生无处下口。此等难堪，在美国的霸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对于一个称霸世界半个多世纪的超强大国，势何以堪？

近年来，美国国家意识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的深层分析，并相继得出了若干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结论，是对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此前，美国国家意识的主流，是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看作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认定中国为“红色中国”。近年，美国的高层认知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的政党，而变化为力图复兴中国文明的（民族主义）政党。”这一认知的逻辑潜台词是，中国执政党立足于本民族国家文明的复兴，已经将共产主义的威胁变成了实际上的多民族大国家的威胁；这一变化，将是美国更为长远的实际威胁；为此，美国将不再理睬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别，而是与中国这个国家之间的全面的非理性对抗，直到这个辽阔的统一文明大国不复存在。

这是问题的实质，是将中国逼成对手的美国共识。

对东方文明的戒惧，是美国的历史心结。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甚至连朝鲜半岛两个中小国家在内，都是美国即或在霸权高峰时期也难以轻松挥洒的地区。作为东方最主要的独立文明大国，中国更是美国实现世界殖民地化的实际硬桩。因为，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霸权覆灭的历史见证者；中国文明已经存在了5000余年，从未被任何历史风浪击垮，从来不曾被任何霸权灭国；相反，中国总是任何时代的霸权集团的最后掘墓人之一。

而今，面临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中国一定会上下同欲纵横捭阖奋起抗争，绝然不会引颈就戮。诚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底气雄厚的精彩回答，假如美国硬要把中国逼成对手，那么中国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对手。对此，美国应该也是有所认知的。于是，辄逢中国崛起在即，美国终于不能忍受了，终于丧失了国家理性，无论如何都要剔除这个令美国长期寝食难安的世界最大也最难把控的霸权障碍。

目标国既然已经确立，美国究竟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美国绝不会走中世纪老式战争的正面灭国道路，那样对付中国，是一条双方血流成海而效果无几，甚或会直接导致自家首先被灭的道路。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的美国，绝不会正面作战。

其次，美国也不会走新殖民战争的道路，像打进伊拉克，推翻并更换其政权，而后驻军，使其成为向自己无条件输送巨大利益的拥有独立名号的新型殖民地。那样，对中国也不合适。因为，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和平为本位的战争民族——追求和平而绝不畏惧战争，其深邃的战争智慧与强韧的战争精神已经历经5000余年的历史考验。任何强大的正面战争，都难以撼动中国，更不说轻松更换中国政权。

美国要走的道路，总体上早由其战略智库设计好了。

这条道路，就是强力肢解中国。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有限战争或全面战争为先导条件，以庞大的间谍渗透活动为基础方式，以经济封锁及周边反华国家为辅攻手段，使中国在多线战争与多线冲突中陷入全面的动荡混乱，从而诱发并大力扶植各种分裂因素，力求使中国陷入内战危局；最终目标，是使中国肢解分裂为七八个或更多的独立中小国家，使拥有强大统一文明的中国，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此，中国地区充其量只能在美国赐予的“中华文明圈”的光环下苟且生存，成为向美国大规模输送利益的最新型的辽阔的殖民地区域。

这样的道路，美国只需充分彰显全面战争态势，而无须付出惨重的实际代价，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老大难威胁。这是美国的大战略筹划，也是精算之后的最理想路径。

依据历史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美国要真正消灭中国威胁，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其余任何方式，都不足以使中国轰然解体并永远消逝。可是，当年日本也曾尝试过如此方式，一开始就在华北搜罗大批汉奸，成立了不知多少个自治政府，加上伪满洲国，再加上汪精卫汉奸政权及各地汉奸政府，其力量声势已达数百万汉奸军队……可是，还是失败了。美国历来精算对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走如此一条道路？

因为，美国的战略认知是，这是促使中国这样的统一大国在内外夹击中解体的最有成效的历史路径；日本不行，未必美国就不行；因为，美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拥有以核、生、化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从外部发动高强度有限战争或高强度全面战争的能力；在此条件下，对中国所产生的震撼性威慑及内部动荡，将远远超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效应。

百分之百的利润，足以使资本家甘冒绞首的危险。

更何况，这是将全世界收入囊中的巨大历史红利，美国霸权集团何能保持理性？从现实大局看，美国的特朗普们正在快速丧失理性，之后必然将更加丧失理性。不管特朗普连任——这一可能性极大，还是更老迈的民主党的拜登上台，对于已经确立了非理性对抗的国家意识的霸权帝国，绝不会搁置一次彻底解决历史老大难问题的“窗口时期”。他们认定，这是上帝的意志，一定会疯狂地走到最终点。

那么，作为非理性目标国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历史地看，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既是世界文明的危机，也是世界文明的希望。对于中国，更是如此，既是中国文明的危机，更是中国文明实现千年复兴的历史希望。一般的社会意识会简单认定，历史希望的内涵很清楚，可历史危机的内涵似乎并没有如何鲜明的感知。毕竟，如此大一个中国，灭之何其难也。

可是，本文要强调的，恰恰是认知危机之重要，之艰难。

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不了解西方文明偏狭性的中国人，霸权国家的逻辑是很难理解的一种遥远的偏执存在——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疯子国家？尝闻无数善良的朋友谈及中美关系，几乎大部分人都是呵呵一笑，中美经济依存度那么高，怎么能打仗，不会不会。另一些人则说，现代国家不可能开战，各家武器有数，算算谁发达，就胜负已经摆明，还打什么？

相比之下，美国公民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却都已经将中国看做了敌对国家，上层更是两党统一认知——明确中国是最大的战略对手。这一巨大的社会认知差别，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战争精神的社会土壤，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流失，已经出现了“忘战必危”的精神危机。

这就是我们需要补上的第一课，尽快做好战争精神准备。

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危机的认知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兴亡关头最重要的精神根基。即或号称“战斗民族”的苏联帝国的俄罗斯民族，在缺乏危机意识的大势下，也是战争开局一溃千里。中国的抗日战争，假如全民族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就根本不会在正式抗日战争之前就先行丢失了整个东北地区。历史如此，对于战争的强度、烈度、速度、立体化、全面性等都大大提高了的当代战争，打十数年持久战的可能性很小；往往是开局的高强度战争态势，就决定了其后战争的命运。

惟其如此，是否做好了战争准备而能坚实迎接战争浪潮的第一冲击波，就成为决定性的历史环节。对于历史悠久的一个文明大国，不患危机来临，唯患对危机毫无感知。只要中国社会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国家层面的战争精神准备，全民族都确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高度自觉。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出现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大崩溃局面。

更重要得是，没有战争初期的社会大动荡，所有的分裂势力就不会有哪怕暂时独立的窗口期。一俟我们国家度过开始阶段最容易出现的社会震荡，我们这个民族群的战争精神与战争智慧，就会完全的灿烂爆发，任何敌人都不是我们的生存威胁。

也就是说，战争方式的变化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是：我们的战争观念必须改变，必须将既往的持久战决胜理念，迅速改变为“开局决长远”的战争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尽快克服以往的依赖中国的战争纵深而带来的轻视开局大战的经验主义；必须充分认识到，新战争一开始很可能就是战术核武器的强大攻势。因为，只有开局打出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效应，美国才能乘机策划分裂势力，发动内战肢解中国；若美国开局受挫，中国分裂势力根本不能发动，则战争胜利无疑会属于中国。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局不能稳定，很可能就没有长远之战的机会。

中国要在克服这一经验主义战争理念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战争战略力量的构想。这一构想是，在危机来临之前，切实建立两大板块的军事力量，第一板块是全力应对外部正面战争的正规军体系，立足于一开始就打核战争；第二板块是以武警部队为轴心的预备役与民兵结合的拥有快速机动打击能力的体系性武装力量，其使命在于专司维护内部安全稳定，开局阶段不给任何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

诚能如此，中国将胜券在握。

我相对通透的研究了各个时代重要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初期应对效应的后果。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克服了宋代政权的“文富弱”形态所导致的战争意志大流失，只要克服了中华民国对日战争时期的初期惊慌与不抵抗主义；并深入研究当下战争的新特点，及时调整武装力量结构，并认真更新军事理论与战争理念，真正做到有备无患。之后，则基本上不用担心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因为，依据历史实践，在中华民族精神奋发的统一时代，没有任何敌人足以吞掉我们，甚或根本不可能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威胁。

我们的威胁，只在我们内部的腐蚀因素。

只要精神准备足够，临机应对，中国也将完胜任何对手。

这是中国文明的骄傲，也是中国文明的伟大所在。

中国民族群将在这样一个栉风沐雨的非理性对抗时代，迎来我们渴盼已久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既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危机，也蕴含着巨大的历史希望。我们将张开双臂，拥抱这个时代的怒潮风雨，那将是中华民族在近200年衰微之后的文明重建，是中国文明的涅槃重生——投入烈火，再造自身的伟大进程！

2020年7月3日 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 海南积微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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