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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希望：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

2020年的全球抗疫乱象，预示历史将面临一个重大转折。

自公元前4000余年世界出现第一个国家——苏麦尔开始，人类进入了国家时代，并以国家为历史平台开始了新的理性竞争，人类的国家时代已经有了600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战争与瘟疫两大基本灾难，始终是人类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始终是对人类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最严峻考验。6000余年以来，不知几多国家灭亡于战争，不知几多国家湮没于瘟疫。

瘟疫与战争，是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变化的两大历史窗口。

沧海横流，方显出国家文明底色。本世纪前期，随着疫情大规模传播与快速变异，随着全世界国家群都被卷进防控危机的紧迫灾难，各个国家的价值排序法则，各个国家的文明底色，几乎都毫无遮掩的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本能的涌动出来，任何示形与遮掩都没有作用。随着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的持续发展，当今世界隐藏的诸多深层矛盾，以及世界霸权国家长期着意经营的岸然道貌，都被大规模的疫情冲击撕破了伪善的外衣，显出了狰狞的本相。世界发达国家群的高位存在，已经开始了裂痕累累的历史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原罪本质，已经越来越显出不那么令人舒心的底色。

依据历史潮流的的势头，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概括性地预测出历史实践的发展逻辑。

一、人类文明的生命力依然处于脆弱的发展期

瘟疫灾难的特殊性，在于它对人类生命的普遍而直接的伤害，在于它对人类各个文明形态既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破坏。瘟疫自古存在，黑腥足迹不绝于人类历史的所有时代。但是，瘟疫流行的规模，病毒本身的攻击强度、变异速度的快慢等等实际效应，却是依据诸多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两个特殊的基础性条件最为重要。

第一个特殊的基础条件，是人口居住与活动的密集度

人口居住密度越大，人类各种活动的群体性越强，病毒传播的条件就越充分。当下世界，人类已经发展到以国家文明为板块，以城市文明为主导的集约化生存时代。各国精华人口的大规模集中居住，使瘟疫流行的特殊破坏力不期然直接抵达历史巅峰。以中国武汉首开先河的世界若干超级城市的“封城抗疫”，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一道触目惊心的自然灾难风景线。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基础条件已经达到了最为饱满的状态。瘟疫病毒们即或是一个惰性十足的懒虫集群，也会被密匝匝随时可以附于其身的中介人群刺激得兴奋异常，奋力传播，加速变异，不断制造出一片又一片糜烂的高危疫区，使整个地球世界陷入净土全无的病毒泥沼。

第二个特殊的基础条件，人类医疗科学技术的落后性

一般地说，科学技术与医疗技术愈发达，遏制病毒传播的力量就愈强大，瘟疫灾难的规模就愈能被遏制，传播时期就愈短。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综合科学技术较快发展的背景下，医疗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同步的相应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相比，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基础认知，现行的医治修复技术，都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时期。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科学技术，还都很不发达。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免疫水准，更是非常薄弱。许多国家，甚或还停留在神秘的巫医阶段，或民间流行的习俗性医疗阶段。

即或是这一领域最为发达的美欧国家群，其医学主流技术，仍然处在大量的传统基础病难关尚不能攻克的阶段。对病毒现象的基础性研究，人类各个国家也尚未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研究发现，还基本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些许的自觉，却又是历史反向——对病毒武器的秘密开发——不是消灭病毒，而是传播病毒。

如此基本状况，面对骤然降临的新型病毒，大多数国家是手足无措的。在医疗领域整体水准较低的状况下，再加上各国不同程度的医疗资源短缺、社会医疗福利制度的覆盖性有限等等缺陷，人类世界抵御瘟疫的有效手段，还处于尚未产生跨越性突破的落后时期。

对本次世界瘟疫大流行，各国科学界目前所表述的主流看法是：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病毒，其攻击力之强，其传播速度之快，其变异之不可捉摸，都是历史未见的；对其内部构造的研究，各国也尚未获得有效进展，确定有效的疫苗与治疗药剂，也还都在未知之中。

在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一种“阴谋论”的说法也广为流传。基础原因是，世界还隐藏着一个有待历史揭开的秘密——根据公开数据，世界霸权大国已经有高达600余所生化武器研发机构，其真实情况从不为世人所知。这是人类文明在较高发展阶段的一则悲剧——非理性的自我伤害效应。毋庸讳言，当今世界尚存在着反人类的罪恶基因。反人类罪，在我们的时代无疑还是一种客观存在。

5月27日在美国纽约一处墓园外拍摄的新冠逝者悼念墙。新华社发（郭克摄）

在这样的基础意义上，审视这场空前的历史性劫难，可以说，如此超大规模的疫情灾难，发生在当今时代，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以超大城市群为轴心的生存方式，向病毒提供了最为坚实的传播条件；正是人类医学技术尚处于攻克基础病的落后时期，给新病毒的突然出现与快速升级，以及大规模传播并带来难以抵御的历史性灾难，形成了既定的社会条件。

更深刻地看，它则是大自然客体世界以破坏性实验的方式，向人类文明提出的历史性挑战。这一挑战，以已经发生的历史实践，宣告了大自然对人类文明生命力的基本评估——人类高度发展的城市文明远非尽善尽美，集约性与高密度居住的生存方式，远非人类自身所想象的那样风华繁盛而坚不可摧；人类正在发展的科学技术与医学技术，更远非尽善尽美；它既无法抵御一种新型病毒，又完全可能成为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罪恶之手。

病毒已经通过严酷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人类的现行生存方式还是脆弱的，还是有着巨大的历史缺陷的，还是有待于更为深刻的全面演进的。总体说，人类的生命力依然是脆弱的，人类生命科学还远远没有为自己构筑起有效保护自然生命的强大长城，人类文明尚有极大的与大自然融合发展的历史空间，生命科学还有着极大的发展余地。

人类文明的发展，永远不会终结于某一个节点。

二、国家文明发展的正向逻辑链已经被熔断

以抗疫为节点，当今时代已经显现出深刻的文明危机。

这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危机，是国家文明的历史正向逻辑链，已经被美国霸权非理性不合作的国家行为着意熔断。依据国家文明发展的正向逻辑，这次瘟疫灾难挑战提出的核心问题很清楚——作为地球文明基础的人类生存方式，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向前发展，才能与大自然高度融合，从而克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若沿着尊重大自然挑战的正向逻辑向前，地球国家群无疑应该搁置分歧，合作抗疫。果能如此，人类文明无疑会有一个可以预期的跨越式新发展。

至少，如同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世界性共识，是应该达成的。果真达成了这样的国家群共识，世界各国努力协同，必然能全力以赴控制疫情；在外部全力阻断的大环境下，美国自身的疫情也不会洪水猛兽般持续爆发。

其次，地球国家群以联合国为历史平台，共同授权世界卫生组织组成公平公正的世界医疗科学调查机构，对每一个科学技术大国展开公开深入的调查，澄清病毒“人工制造”的疑云；并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确定世界所有国家进行病毒研究的规范与核查标准，以彻底消除人工制造病毒的隐患。

再次，各国携手合作，寻求更为健康的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居住方式。果能如此，飞翔的人类文明无疑将早早进入宇宙，迈向一个新的欣欣向荣的浩大格局。

遗憾的是，这一历史正向逻辑未能成立。

面对新型病毒灾难的冲击，地球国家群陷入了不可思议的混乱。以美国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群的失措无序，造成了全世界合作抗疫缺乏有效的结构支撑点。傲慢的美国，对承受瘟疫灾难第一冲击波的中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拒绝合作抗疫。继而，美国又被大规模疫情覆盖，沦入难以收拾的大混乱局面，陷入了国家政策在价值观排序方面的严重倒退，导致世界诸多国家因抗疫缺失序而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面对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全面绞杀，苏美英中法等同盟国家群表现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道义制高点；同时，各个国家领袖层与人民群体，皆以无与伦比的合作精神与牺牲精神，与世界法西斯主义进行绝不妥协的奋争。与那个时期相比，当下美欧国家决策层的诉诸分歧、拒绝合作，并坚持非理性对抗的国家行为，是严重的文明倒退与价值观失序；与美欧国家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面对空前的瘟疫灾难，美国政府在实际上奉行了几乎是蒙昧主义的“群体免疫”或“自然免疫”的生物丛林法则，以人类无抵抗的大规模生命死亡为代价，意图在保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度过这次历史劫难。如此欺世国策，竟被某些西方舆论视为有效的顺从自然法则的主张，当真匪夷所思也。

诚能如此，人类选择国家作为生存平台的意义何在？

若要“自然免疫”，何如原始社会痛快纯粹？

任何有良知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一个基本道理，都应该有一种最基本的操守：当空前规模的瘟疫劫难来临时，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用好国家拥有的强大管控能力，首先保住本国人民的生命权，将国民死亡数量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后再图发展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体系全力以赴地履行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即或最后在不可抗力面前遭遇了与“群体免疫”相同的惨烈客观后果，这个国家政权也是神圣而光荣的。因为，经过努力奋争，实际已经重塑了国民精神，已经将人类文明的伟大，铭刻播种在历史土壤之中，对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意义是无比深远的。与死亡数量似乎相同的“群体免疫”的颓废后果相比，国家主动抗疫的高远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这样的国家，即或没有达到预期的抗疫效果，决策阶层也可以骄傲地自豪地说，我们与我们的人民一起努力了，我们没有放弃抵抗，没有听任社会的崩溃。也就是说，既敢于作出最顽强的抵抗，又敢于正视最惨烈的终局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级政治领袖。

遗憾得是，这样的国家太少，几乎只有中国独立中流。

疫情发作以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轴心的美国，以继续维持世界霸权为第一急务，将抗疫作为打击中国与他国的政治杀伤手段，力图以抗疫为大国对抗的即时突破口，成了美国事实上的非理性国策。最极端的经济杀伤谋划，是美国发动并鼓动西方国家一起鼓噪的拒绝偿还中国持有的10000余亿美元的国债，并威胁要启动对中国的赔偿诉讼。这种极端化的方式，这一极度膨胀的野心，在6000余年的国家文明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甚或也可能是绝后的。因为，在商品经济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国家竟然企图通过国家讹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非法利益，实在是将自己自动除籍于人类秩序之外。这样的国家，即或是最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绝然没有过，之后只怕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一事实，预示着美国将有一个历史性的堕落。

美国的惊慌失措，美国的抵抗乏力，美国的接连退群，美国的种族歧视痼疾再度爆发，美国的重启核试验宣示等等。凡此种种反复叠加的社会动荡与种种非理性表演，都是美国文明底层本质的全面弥散，都是熔断人类文明发展正向逻辑链的非理性国家行为。

历史实践证明，美国在人类历经最大的共同劫难的时刻，一力熔断了文明发展正向历史逻辑链的最主要节点——世界发达国家群的国家理性；其必然结果，是当代地球国家群基本秩序的主要矛盾方面，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历史倒退。

由此，美国将整个地球国家群正在拖入一个脱离历史正向发展逻辑链的危险方向。一个军备最强大、科技最发达的霸权国家，陷入了非理性状态的存在。这一现实，对整个世界国家群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警讯。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将被拖入一个空前的非理性对抗的时代。人类本可以共抗瘟疫劫难的光荣战役，很可能将演变成一场空前的历史大危机，滑向非理性的盲目对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