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乌克兰粮食贸易商联盟UGA将其对乌克兰2024年粮食和油籽总产量的预测，从之前的7610万吨下调至7460万吨。作为全球主要的粮食和油籽种植国和出口国，自俄乌冲突以来以来，乌克兰收成有所下降，失去了该国农业部门总潜力的约30%，近20%的农业用地被占用。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3年年底发布报告称，2019年以来，受疫情、气候冲击与战争影响，全球新增饥饿人口超过1.22亿。俄乌冲突双方围绕事关乌克兰小麦出口安排的《黑海谷物倡议》持续博弈，再度验证了那句经典的判断：粮食即权力。战争从来与粮食息息相关。

在中译出版社的新书《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中，美国历史学家、作者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以欧洲的小麦贸易兴衰为线索，探索了谷物重塑世界霸权的历程，并揭示了：通过努力控制这些贸易路线，可改变世界强国之间的力量均势。

观察者网就《小麦战争》一书及相关话题与尼尔森教授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整理。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同我们的读者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小麦作为本书的研究主题？是什么让您决定从敖德萨这座城市开启研究之旅？

尼尔森：这说来话长，大约是在1986年吧，当时我在写一篇荣誉论文，主题是1873年的金融危机。那场危机波及全球，美国历史学家从铁路大亨的兴衰来解读，德国历史学家从房地产泡沫的角度进行解读，奥地利历史学家则从银行倒闭潮的角度解读，而俄罗斯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角度。当我阅读第一手信源资料，也就是那些铁路大亨的信件往来时，我发现这场危机与小麦有很大的关系。来自美国的廉价小麦扰乱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引发许多金融问题，比如汇票无法兑现，人们无法完成交易等等。

于是我对小麦的话题产生了兴趣。许多年以后，当我已经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意中“剽窃”了一位1880年代共产主义作家的观点，他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影响那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是小麦。美国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小麦出口大国，这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名字叫帕尔乌斯（Parvus），来自敖德萨。他基于对敖德萨的观察得出了这个结论。

帕尔乌斯影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广义地说，我之前主要是从研究金融危机的角度入手，认为这是一次较小的冲突、试图探讨一场金融危机的起源。我并没有从帝国的兴衰与扩张路径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但帕尔乌斯的作品帮助我从宏观的地缘政治框架进行思考。

同尼尔森教授交流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部分中外研究者会从制度比较的视角论证，相比东亚地区，工业革命注定会先在欧洲开花结果，比如他们强调关于民主体制的叙事。但您在书中第四章与第七章抛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强调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美国对欧洲的廉价小麦出口与信贷体制创新等影响因素的作用。这能否对“西方民主带来工业革命”的观点构成替代性解释？

尼尔森：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的是更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视角，主要考察对象是各国经济，包括欧洲与大西洋的贸易路线网。

我同意书中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民主是解释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的观点非常地以自我为中心。欧洲学者，但尤其是美国的学者断言，一切美国发生的事情才是推动历史向前进的原因。我不确定1870年代的美国民主是否如其他人说宣称的那样完善，他们坚信文化或政治的因素才能对历史提供解释。

我并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当时开放国际粮食交易市场的因素非常关键，最重要的是各国能够在交易中发挥比较优势——这是我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会提出的观点。与此同时，讽刺的是，令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契机是美国面对的一场大麻烦——美国内战中，北方军为了满足后勤需求，在国内开辟了四个相互竞争的铁路走廊，为军队运粮。

许多英国与欧洲学者也会吹嘘自由贸易的因素，他们坚持自由贸易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之类的观点。但我认为，如你在书中读到的，西欧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次马铃薯霉菌（事实上应该叫水霉菌）导致的疫病的结果。这让当时穷人赖以为生的马铃薯产量大受打击，引发了1846年至1847年的严重饥荒，以及稍早一点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正是这些因素迫使西欧国家决定开放经济，追求自由贸易。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的名言，我们开放贸易边境是为了避免爆发革命。

在19世纪的西欧，致病疫霉导致的饥荒间接推动各国开放贸易与引进小麦。图自：《美国马铃薯研究杂志》

在我看来，那些国家决定开放贸易，允许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与交换对他们来说最容易产出、利润最高的产品是正确的做法。但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意外，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3300万年的生物，一种寄生在马铃薯上的水霉菌。

观察者网：除了疫病与霉菌，书中也详细记述了如帕尔乌斯、彼得 H.沃森等“小人物”对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

尼尔森：确实如此，有时候不一定是伟大的领导者，而是普通人也能推动历史的进程，比如理解军队如何赢得战争的前律师，或者是利用手上资源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共产主义商人等等。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理解物流与贸易网络对国家和帝国在国际经济中崛起的重要性。

观察者网：您书中的一条叙事主线是沙俄与美国先后崛起、围绕成为“欧洲粮仓”开展的竞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种竞争存在必然性吗？

尼尔森：确实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将世界联系起来。比如说，公元700年左右，拜占庭帝国稳居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从黑海到地中海和欧洲其它地方的贸易通道，这对帝国的延续至关重要。沙俄的凯瑟琳大帝十分清楚这个贸易咽喉对俄罗斯崛起的重要性，当她思考这个问题时，古道已经存在了超过1000年了。她理解地缘政治，思考着要如何为俄罗斯打通这条贸易通道。凯瑟琳会说希腊语，把自己的孙子取名为君士坦丁，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占领那座城市。可惜她早早去世，未能盼到那一天。

所以，这里面绝对存在着基于对悠久历史、甚至自上古时期存在的贸易路线的深刻洞察，以及地缘政治层面的思考与战略规划框架。通过占领黑海北岸、在敖德萨建立港口并对外出口小麦，凯瑟琳大帝让俄罗斯从1780年她治下的一个相对落后的欧洲势力，发展到她去世后，到1820年代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大国之一。

观察者网：19世纪中期在芝加哥建立的小麦“期货合约”机制，推动了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工业革命发展。直到今天，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国家的国计民生。结合历史来观察现实，比如俄乌冲突对全球南方国家粮价的冲击，我们可以对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重要性得出哪些结论？

尼尔森：这是个好问题，也不容易回答。我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俄罗斯都渴望在本国建立一个粮食期货市场，但没有成功。目前有一个全球期货市场，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在芝加哥、中国香港或日本等其它地方进行，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圣彼得堡期货市场的存在。

一旦美国率先在芝加哥建立起完善且高效的期货市场，那么其它国家就会纷纷效仿，否则他们就会面临被别国利用那个期货市场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期货市场的原因而无法掌握国内的价格变动，这会对市场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罗斯正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决定中断与ADM、嘉吉（Cargill）等参与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公司的业务往来。他们想要在控制与塑造粮食期货市场的同时，确保自己在高价位卖出粮食。对俄罗斯政府来说，要接管一个相当成熟的粮食期货市场、独自处理全部的交易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但眼下，俄罗斯政府正在派出交易员参与到各地的交易中。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如果让我来给巴西、阿根廷或者澳大利亚等其它主要的小麦出口国提建议，我会说，如果有一个健康、活跃的期货市场，就应该参与其中，同时要建立自己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放任别的地方的市场影响本国的粮价。

通过拆分汇票、买断市场，联邦军签订的期货合约打破了少数商人对军粮供应的垄断，对赢得美国内战起到重要作用

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的过程会出现在最接近全球期货市场的地方。比如，目前至少在小麦领域，价格发现的过程首先是在美国决定，然后传导向全世界各地，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试图尽快获得关于价格的信息。

然而，如果打算从期货市场退出，完全不参与交易，实际上又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价格协调、交易进行到一半出现保险问题等等。当然，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期货市场交易机制也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我确实能意识到，这个期货交易体系掌握了巨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