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论

今天，大多数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过分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乐观想象也预设了历史终结论的规范性前提。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规范性前提有所理论上的反思，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种乐观的想象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独立安排自身事务和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不惜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压制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将中国推到征服俄罗斯、中亚和伊斯兰世界的最前线。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地处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世界的中间地带，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事实上，如果没有“冷战”这个大背景，就很难出现里根、撒切尔、邓小平合作推动的全球市场经济复兴；如果没有“9•11”事件所改变的全球格局，就不可能有中美在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当然，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十八大以来中央强有力领导以及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也可能不会出现中美贸易战，或者即使出现中美贸易战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然而，在这些历史偶然发展的背后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历史主题：全球秩序的未来究竟是美国所构想的“新罗马帝国”的图景，还是在联合国的背景下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图景？或是中国在“天下主义”的传统范式中推动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国崛起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未来全球秩序究竟持怎样的图景？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中美冲突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即中美关系不再是“冷战”背景或“9•11”背景下的委曲求全的彼此合作，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较量有可能失控导致全面冲突乃至战争，但是也可能在彼此较量中探寻到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在斗争中求团结”恰恰需要彼此冷静的政治判断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对美国而言，或许要放弃“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放弃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幻想，让中国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美国或许要修正其“新罗马帝国”的构想，真心实意地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和伙伴，在斗争中寻求合作，从而接近中国所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或许意味着两国的竞争和合作成为常态，而这种竞争恰恰激发出两个国家内在的活力，而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就已经透露出这种思路，即“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期望试图改变中国的国内治理模式（domestic governance model）……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放弃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即尽管美国表明中美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分歧，但美国在“现实”的立场上尊重中国人民对国家治理制度的选择，并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的大国”。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

对中国而言，或许也要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世界恰恰可以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缔造一个人类共同合作的世界。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学习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有益成果，并在这个世界框架的基础上推进全球合作。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历史终结”的盲目使命感和拯救人类的“虚假美德”导致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中国的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克服拯救人类的文化虚荣，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国家建设上，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因为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上，“实力才是硬道理”。

而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美国衰落，内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中美竞争未来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内政建设。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由此才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才会出现民粹主义与金融寡头相结合的特朗普式的寡头政体。

因此，“王者不治化外之民”，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从而才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塑造世界。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采取相应的社交隔离措施。

写作于 2019年 6月

修订于 2020年 5月

本文注释

(1) 参见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撰写的文章，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 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2018。其中，Kurt M. Campbell 曾经在 2009—2013 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 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Ely Ratner 在 2015—2017 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2) M. Taylor Fravel, J. Stapleton Roy, Michael D. Swaine, Susan A. Thornton and Ezra Vogel, “China is not an Enemy”,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9.

(3) James. Fanell, “Stay the Course on China: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July 18, 2019.

(4)〔美〕格雷厄姆 • 艾利森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5) 相关的讨论，参见强世功:《责任大国的和谐世界:从中非关系看“共享发展计划”》，《中国经济》，2010 年第 1 期。

(6) 关于“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参见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看习近平时代》，《开放时代》，2018 年第 1 期。

(7) James.Fanell,“Stay the Course on China: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8)〔美〕弗朗西斯 •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9)〔美〕弗朗西斯 • 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美〕塞缪尔 •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1)〔美〕塞缪尔 •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

(12)〔美〕法里德 • 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

(13) 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Hachette Book Group, 2020.